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窦娥冤》悲剧价值浅谈,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窦娥冤》的悲剧价值浅谈4篇
第一篇: 《窦娥冤》的悲剧价值浅谈
论《窦娥冤》中窦娥的悲剧性作者：周虹来源：《科教导刊·电子版》2017年第32期
摘 要 关汉卿的《窦峨冤》堪称元杂剧中悲剧的典范之作，也是元杂剧中最著名的悲剧，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悲剧之首。本文从文学形象、激烈的悲剧冲突两方面来探讨《窦娥冤》的悲剧性。
关键词 悲剧性 文学形象 悲剧冲突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
《窦娥冤》是元朝戏剧家关汉卿的杂剧代表作，也是元杂剧悲剧的典范，被奉为元杂剧四大悲剧之首。通过这出戏剧，作者揭露了封建社会的混乱和残酷现实。
1 《窦娥冤》塑造了一个不朽的悲剧人物形象—窦娥
《窦娥冤》的突出贡献在于它塑造了窦娥这样一个血肉丰满并且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下层妇女形象。窦娥的一生命运多并，厄运连生：她三岁丧母，七岁被负高利债又缺盘缠赶考的父亲抵押给蔡婆做童养媳，小小年纪就遭受许多不幸。于她，更大的厄运还在后头，即张驴儿霸占她不成反而诬陷她害死其父，窦娥据理力争，并希求在公堂上讨个公道，没料想结局是遭毒打和被判死刑。窦娥一步步走向冤死的过程，正是她命运的悲剧性逐渐加深的过程。
窦娥是一个小人物，其悲剧是小人物悲剧。她既无惊人的才能、超人的智慧，更无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下层妇女。为何小人物却能产生强烈的悲剧性？从剧情中我们看到，窦娥在遭受一连串的不幸和打击的同时其自身价值之美也得以体现，正是这种美不断地受到摧残直至毁灭才加强了作品的悲剧力量。而这恰好印证了悲剧特征的重要内容之一，即鲁迅所说的“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对窦娥来说，其“有价值的东西”表现在哪里，又是如何被毁灭的呢？笔者认为窦娥的价值突出表现在一个美字上，其美不在于外形，而在于心灵。具体地说，窦娥的心灵美是丰富而有个性的。丰富性在于她善良、坚贞、忠厚、刚直。她悉心服侍婆婆，善待婆婆，反对婆婆“接脚”做法而不大嚷大叫；
对张驴儿的无理要求她严辞拒绝；
对统治机构（衙门）及其代表人物（桃机太守）存有幻想；
她劝导婆婆，大骂张驴儿，说话做事不会拐弯儿，这些构成了她心灵美的丰富内涵。个性则在于忍与韧。她忍受了丧母、离父、做童养媳、守寡等一系列的不幸；
同时又反对婆婆的错误做法，严辞拒绝张驴儿的无理要求，带枷赴刑场毫不畏惧，临刑前还发下了三桩誓愿以示冤屈，这就体现了其心灵之美的鲜明个性。
第二篇: 《窦娥冤》的悲剧价值浅谈
浅析《窦娥冤》的悲剧特征
《窦娥冤》是元代戏曲家关汉卿的经典作品，也是元杂剧的代表作品，更是戏曲史、文学史上的著名悲剧之一。在王季思先生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它名列第一。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曾给予这部名剧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窦娥冤》作为一部戏曲名剧，它的思想内涵是深刻的，艺术形象是具有典型性的，其艺术感染力更是超越时空的，这一作品，体现了中国古典悲剧的一些重要特征。
《窦娥冤》剧情简介：山阴书生窦天章因无力偿还蔡婆的高利贷，把七岁的女儿窦娥送给蔡婆当童养媳来抵债。窦娥长大后与蔡婆儿子成婚，婚后两年蔡子病死。后来蔡婆向赛卢医索债，被赛卢医骗至郊外谋害，为流氓张驴儿父子撞见。赛卢医惊走后，张驴儿父子强迫蔡婆与窦娥招他父子入赘，遭到窦娥的坚决反抗。张驴儿为了威逼窦娥成婚，想用毒药毒死蔡婆，不料把他老子毒死了。张驴儿以“药死公公”为名告到官府，贪官桃杌横加迫害，屈斩窦娥。后来窦天章考取进士，官至肃政廉访使，到山阴考察吏治。窦娥的鬼魂向她父亲诉冤，窦天章查明事实，为窦娥昭雪了冤案。
关汉卿在这个传统故事里，紧紧扣住当时的社会现实，真实而深刻的反映了元蒙统治下中国社会极端黑暗、极端残酷、极端混乱的悲剧时代，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和争取独立生存的强烈要求。它成功地塑造了“窦娥”这个悲剧主人公形象，使其成为元代被压迫、被剥削、被损害的妇女的代表，成为元代社会底层善良、坚强而走向反抗的妇女的典型。
一、《窦娥冤》的创作背景
（一）《窦娥冤》的故事取材——“东海孝妇”的故事
《窦娥冤》最早的题材来源于“东海孝妇”这个故事。其叙述东海有孝妇“无子、少寡、养其姑甚谨。其姑欲嫁之，终不肯。”婆婆怕耽误她的青春，上吊自杀。她姑子却以孝妇杀母告官，竟被煅练成词。于公虽对此有疑义，但“数争不能保”，“太守竟杀孝妇。郡枯旱三年。”后来于公在新太守前为孝妇陈述冤情，天降大雨。关汉卿对其进行加工改编，把它写成了一部反映社会黑暗，官吏腐败的社会悲剧。《窦娥冤》中的窦娥三岁丧母，七岁被卖，十七丧父，二十遭刑宪。为了表现剧作的悲剧性，关汉卿巧妙的运用叙事策略和技巧，使整部作品戏剧冲突强烈，高潮迭起，强化了悲剧意蕴。从剧作的叙事时间结构上分析：《窦娥冤》根据时间发展的进程依次展开叙述，线索分明，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井然有序。在叙事时间的安排上特点突出，其中省略了许多场景，如仅用一个楔子就交代了窦娥悲惨的身世，将十几年的时光一笔带过，实现了时空的大幅度跨越。另外，一些次要环节，比如表现赛卢医谋害蔡婆婆，张驴儿父子救蔡婆婆等场面，只进行了一些轻描淡写。关汉卿把重点放在写窦娥与张驴儿和梼杌的矛盾上，力求突出窦娥的悲惨命运，把悲剧气氛逐渐推向顶点。关汉卿根据剧情与主题的关系来定，与主题联系密切的叙事时间较长，重点描写，引发读者思考；
而与主题无直接关系的，则叙事时间较短，仅仅发挥提示或辅助作用。这种处理手段为剧作揭示悲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窦娥冤》创作的社会背景——黑暗、腐败、混乱的社会现实
官府的腐败、高利贷的盘剥、社会“泼皮”的危害,正是《窦娥冤》的社会背景。关汉卿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结合元代的社会现实并参考了当时有关的戏曲创作，完成了这部著名悲剧的创作。经过关汉卿的改造和天才创作，《窦娥冤》已不再是民间传说中的“东海孝妇”故事的翻版，而是一部深刻反映元代社会现实的激动人心的著名悲剧。它通过窦娥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元代社会高利贷盘剥的残酷、社会的混乱、官府的黑暗。成功地塑造了悲剧女主人公窦娥的形象，使其成为元代被压迫、被剥削、被损害的妇女的代表，成为元代底层善良、坚强而走向反抗道路的妇女的典型。
二、《窦娥冤》的悲剧冲突
（一）善与恶的冲突——中国古典悲剧的主线
戏剧的本质在于冲突，戏剧冲突是戏剧的生命。而中国古典悲剧主要是善与恶的斗争，鲁迅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人生有价值的东西”自然属于善，“使其毁灭的东西”自然属于恶。剧中人物的悲剧性结局皆因矛盾冲突激化所致，关汉卿的《窦娥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窦娥冤》中的窦娥是一位不幸的年轻女性。一桩明白简单的命案，掺杂着污浊的人情世态，而窦娥的无辜含冤竟缘于她的善良、弱小与孤立，而善良、弱小与孤立本是最该受官府与法律保护的，不料却成了官府与法律戕害的对象！窦娥痛心疾首，怒斥官府，指天发誓，最终惨遭枉杀。
善与恶的冲突，是中国古典悲剧的一条主干。善的付出，总是以血为代价的，冲突的结果常常使善成为失败者，恶成为胜利者。究其原因，与当事人所处的时代有关。正如窦娥所处的时代，国家虽然也有所谓的“王法”，但很不健全，特别是那些执法者，他们昏庸无能，贪赃枉法，不但不能保护弱小、善良，惩罚奸诈、邪恶，而且欺辱弱小、鱼肉百姓。这是造成窦娥含冤而死的主要原因，是造成“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诞”的黑暗世道的主要原因。代表正义善良的悲剧人物，在善与恶的冲突中明显缺乏主动性、攻击性。而且，她的抗争与斗争面对强权与恶行是软弱的、无力的。对善的张扬不是通过善对恶的主动进攻与消灭来完成，让善的化身在备受恶的摧残与欺凌时才奋起反抗，甚至不惜以死相拼，使其人格在最后一搏中得以升华。善在被恶毁灭的过程中不断散发美丽的光彩、动人的力量。永恒的正义在悲剧人物的痛苦和毁灭中得以保存和升华。其悲剧之悲的魅力和价值也就在这里。
（二）百善孝为先——中国古典悲剧的弘扬重点
中国人一向是重亲情、重伦理的，百善孝为先既是中国的传统，也是中国古典悲剧弘扬的重点。窦娥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代表，是恪守妇道，孝顺长辈的典范。作者借窦娥的孝行，弘扬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从这点来看，窦娥的孝行不但是美德的化身，而且体现了对当时社会伦理道德的批判。
在第一折里，窦娥虽遭年幼失母、少年离父，青年丧偶等一连串的人生打击，但她想的是“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孝服守，我言词须应口。”她活着仿佛就是为了尽孝。她劝阻婆婆再嫁，既是出于封建礼教的立场，也是出于对婆婆的关心：“我替你细细愁：愁则愁兴阑珊咽不下交欢酒。”在公堂上，她被打得皮开肉绽，也不屈服，当昏官要打她婆婆时，她忙说“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宁可被冤，也要尽力保护婆婆。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她顾及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顾念婆婆，请求绕道走后街，以免被婆婆看见，心中痛苦。不仅如此，关汉卿还对“孝”的境界进行了美的升华，剧本的最后，窦娥的冤案得以平反，她想的不是自己，不是官居要职的父亲，而是那个曾和自己相依为命，年老身衰、无依无靠的婆婆。窦娥要求父亲收养蔡婆婆，代她给婆婆养生送死。
窦娥的这种孝，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孝。她的善良、孝顺，令人动容。但这样一个至孝的人却无端地被社会邪恶势力蹂躏而死，不能不引起欣赏者的悲悯之情。孝是美德，然而过分的孝也是一种人性的悲哀，窦娥所体现的牺牲精神便是如此。这是善良人的悲剧，此剧也因此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三）圆满大结局——中国古典悲剧的理想追求
崇尚文明，尊重人性，追求和谐，向往美好，这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有些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做到的。人们幻想惩恶扬善，让痛苦的心灵能得到一点慰藉，中国古典悲剧往往在结局时，设计成一种大团圆，给人“梁祝化蝶式”的弥补，以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与满足，这是中国古典悲剧的理想追求。
在窦娥的故事中，作者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借用神话色彩，使这一理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义得到伸张，人性得到张扬，邪恶受到严惩。窦娥临刑前发出的三桩誓愿血溅白练、六月降雪、大旱三年逐一应验，以明深冤。这些应验尽管是非正常的、超自然的，但仍给人欢欣鼓舞的力量。张驴儿被剐了一百二十刀处死；
楚州太守桃杌，被杖一百，永不续用；
塞卢医被发配边远地区，永远充军；
窦娥无罪，案卷重新改正。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一切都是借窦娥的鬼魂争取其父窦天章来实现完成的。这些超现实的极具个性的想象，尽管都是虚幻的，但我们分明感受到正义的力量。这种理想式的大团圆结局，无疑迎合了中国民众的审美需求，宣泄了广大群众的心理情绪，表现了正义终会战胜邪恶的美好愿望，体现出事物本质的真实。
中国古典悲剧的三个主要特征，在《窦娥冤》中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这也是它之所以成为一代名剧，受历代欣赏者喜爱和推崇的重要原因。
三、《窦娥冤》的悲剧形象及意义
（一）窦娥冤的悲剧形象
在《窦娥冤》中，关汉卿塑造了一个饱受封建压迫、苦难深重却又至死不屈的悲剧形象——窦娥。她的性格具有善良温顺的一面，又有正直刚强、敢于反抗的一面。其形象堪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千千万万下层妇女的代表。
1、窦娥是一个善良温顺而又多难的女性。她出生在书香门第，父亲是“幼习儒业，饱有文章”的书生。但是，窦娥家境贫寒，三岁亡母，幼小的心灵过早地遭受失恃之痛和穷困之苦，从小养成了孝顺的品格。可是，她没有想到，父亲为了借参加科举考试的盘缠，竟忍痛将她出卖，让她小小年纪成了债主蔡婆婆的童养媳，这无形中加重了她幼小心灵的创伤。她在蔡家平淡度过了相当长的时期，到十七岁方与蔡婆婆的儿子成婚，但不久，丈夫因病去世，窦娥随即变成寡妇。世事的多变、接踵而来的苦难，在使窦娥磨练出应付灾变的心理承受能力的同时，也使温顺的她对“天命”产生了怀疑。所以她在出场时，便满怀幽怨地唱道：“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然而，饱受折磨的窦娥却万万没有想到，她一生中最大的苦难竟还在后面。而窦娥善良的性格则突出地表现在对蔡婆婆的同情和关怀上。在公堂，即使被打得皮肉横飞、血泪淋漓，她也不肯屈认罪名，但当官府转而拷打其婆婆时，她立即把“药杀公公”的罪名揽了过来；
在押赴刑场时，她还嘱咐刽子手不要从前街走，免得让婆婆看见了伤心。她为救婆婆而送了命，临死的要求只是希望婆婆看在她死去丈夫的面上，“此后遇着冬时年节，月一十五，有瀽不了的浆水饭，瀽半碗儿与我吃；
烧不了的纸钱，与窦娥烧一陌儿”。她付出了最大的牺牲，却提出了最小的要求，其善良，由此可见一斑。
2、窦娥是一位悲剧人物，她的性格是孝顺与抗争的对立统一。所以，她的性格在具有善良、温顺的同时，又具有正直刚强、敢于抗争的一面。而这一悲剧性格，则是在与张驴儿等恶势力的斗争中呈现出来的。事实上，善良、温顺有时候并不等于软弱。剧中，窦娥并不是一只逆来顺受、任人宰割的羔羊。当张驴儿父子闯上门来，强要招亲，蔡婆婆已经完全屈服时，她敢于一口回绝张驴儿的无理要求，并嘲讽了蔡婆婆的软弱；
她的头脑里本来充塞着孝顺、贞节等封建伦理观念，被迫对簿公堂时还对官府抱着“明如镜，清似水”的幻想，然而昏官桃杌的一顿毒打，使她看清了官府的本质，从而发出了悲愤的呼号：
[感皇恩]呀！是谁人唱叫扬疾，不由我不魄散魂飞。恰消停，才苏醒，又昏迷。捱千般打拷，万种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
[采茶歌]打的我肉都飞，血淋漓，腹中冤枉有谁知？！则我这小妇人毒药从何处来也？天那，怎么的覆盆不照太阳晖？
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她更对那个社会，对天地鬼神发出了大胆的诘问与斥责：
[正宫·端正好]没来由的犯王法，不提防遭刑灾，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
一番愤激刚烈的控诉，充分展示了潜藏于这柔弱女子身上的刚强与反抗精神。而窦娥在临刑前发出的誓愿：血溅白练、六月降雪、大旱三年，更是体现了窦娥性格刚强，敢于斗争的一面。
（二）窦娥冤悲剧形象的意义
1、随着一系列不幸遭遇的逐层出现，窦娥的性格，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发展过程，从一个严守妇道的善良的普通妇女，发展成为具有强烈反抗精神，敢于痛斥官府、控诉天地的女性。深刻的悲剧性，使这一形象蕴涵着丰富的审美价值。这既是对黑暗势力的愤慨和抗争，更是对正义的强烈呼唤，同时也是一种复仇愿望的象征，一种揭露和谴责的深沉力量。
2、窦娥温顺善良，与世无争，她本想尊奉封建道德规范生活下去，却被斩杀了。封建社会塑造了窦娥，却又不能保护窦娥，“我不肯顺他人，倒着我赴法场；
我不肯辱祖上，倒把我残生坏”，“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这就说明，这个社会的存在是不合理的；
连最能忍耐的顺民都忍无可忍，被逼反了，提出了抗议，这种抗议比起英雄豪杰的抗议来，更为深刻有力。
3、“窦娥”这个悲剧主人公形象，成为元代被压迫、被剥削、被损害的妇女的代表，成为元代社会底层善良、坚强而走向反抗的妇女的典型，代表了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和争取独立生存的强烈要求。
四、《窦娥冤》悲剧性质的界定
(一) 《窦娥冤》是一出社会悲剧
在中国戏剧史上，剧作所体现的不同作家的创作风格特征，要比体现的戏剧分类中悲剧、喜剧、正剧的戏剧类型特征鲜明得多。但《窦娥冤》却是一部学术界公认的、特征鲜明的悲剧杰作。
在戏里写了窦娥的两个愿望。窦娥是人生苦难的化身。她三岁丧母，七岁成为高利贷的牺牲品，被父亲用来抵债，做了蔡婆的童养媳，十七岁成亲不久，丈夫便亡故了。一个二十岁无儿无女的寡妇面对着无边的苦难，“天若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这时她的生活愿望是：守节尽孝，用今生受苦以修来世。但是，在重重封建道德的束缚之下，窦娥已经失去了为自己谋取幸福的能力和自由了。最终这个愿望没能实现，被张驴儿和官府粉碎了。
张驴儿逼婚不成，药死了自己的父亲，并以此诬陷窦娥杀人，窦娥没有屈服，选择了“官休”。这时她对官府的期望是：是非分明，执法公正。这是自从法律产生以来，人们一直渴望实现的心愿，也是考察一个社会吏治明暗的惟一标准。窦娥的这个愿望被官府粉碎了。
由此可见，《窦娥冤》首先是一出社会悲剧：它深刻揭露元代社会民不聊生的一幕幕：残酷的高利贷盘剥；
混乱的社会秩序；
腐败的吏治……让人看到了造成小民呻吟号呼的既不是抽象的命运，也不是他们自身性格的缺陷，而是整个社会的黑暗。
（二）《窦娥冤》同时也是一出性格悲剧
从表面上看，窦娥先是作为被买卖的童养媳，后又成了无依无靠的寡妇，最后沦为阴谋的牺牲品，在社会面前她是十足的弱者，她的一生都受人操纵。她的悲剧好像从最初就被决定了，其实不然，她的悲剧有相当程度上是自主选择的结果——她的倔强刚烈决定了她必然对仇家蔑视痛恨，毫不妥协；
她的善良又决定了她必然对亲人担起情感与道义的责任。所以，她的敌人必置她于死地，而她又自愿为亲人牺牲了自己。这种自主选择生动地照应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句古语。她的性格悲剧不是由性格的缺陷造成的，而是由于道德上的完美和情感的坚贞。
道德是有时代性的，窦娥身上的某些道德，如贞节观念，在今天已不应当再加提倡。这是时代的烙印，我们不能苛责古人，但需要指出的是，剧中人的思想并不等同于剧作家的思想。关汉卿在其他戏里（如《望江亭》），对寡妇再嫁是持支持和赞赏态度的。之所以用贞节观念塑造窦娥形象，完全是从提高悲剧质素考虑的，是从批判当时社会的深度力度方面考虑的，这正是戏剧家艺术匠心的体现，为后世戏剧人物塑造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人民出版社年版，1958。
2.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王国维戏曲论文集》[C]，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3.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A]，《鲁迅全集》[C]，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4. 张一木：《浅谈窦娥的“节”与“孝”：读〈窦娥冤〉札记》，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
第三篇: 《窦娥冤》的悲剧价值浅谈
《窦娥冤》的悲剧艺术
《窦娥冤》是我国古典戏曲中的一部经典著作，是一部杰出的悲剧。其作品本身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也较为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与人民的生活情态，从这一角度讲，它又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因此，从这部戏曲本身，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有许多。古人讲：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就是说要充分了解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作者本人的生平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作品的内涵。因此，在对《窦娥冤》做赏析之前，必须先对关汉卿的生活时代及个人经历做一番叙述。
关汉卿生活在中国的元朝，元代，中国领土实现了大一统，商业贸易极其发达，在商业的刺激下，产生了像大都，杭州，泉州这样的一批世界性的商业大都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市民阶级逐渐发展起来。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艺的发展，瓦舍艺人便从中成长发展起来。瓦舍技艺是经常性的商业经营，技艺被当作商品论价出卖。瓦舍艺人靠勾栏卖艺为生，他们已经不是宫廷供奉或贵族家姬，而是由广大市民用出钱观赏的方式集体供养的演员，他们不是靠取悦某一个或某一群贵族官僚而成为主人的附庸，他们是靠吸引市民观众使自己成为卖座的演员。瓦舍艺人在经济上摆脱了对皇室和贵族的依赖，思想上也出现了摆脱他们的趋势。观赏者的思想感情嗜好，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编者。根植于市民中的瓦舍文艺，比起过去的文艺来，从表现对象到表现手段，从内容到风格，呈现出新的变化，新的特点，有新思想因素在萌生滋长。
勾栏剧场的兴旺，要求有一支戏曲创作队伍，提供足够数量的脚本。关汉卿等剧作家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他们的创作不是为了自吟肺腑，而是为了为市民演出而写的。他们的创作既是为了勾栏演出，提笔运思之际就不能不考虑市民观众的思想感情与艺术趣味，他们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各个方面都不能不受到观众的制约。
瓦舍文艺的发达与提高，需要有文化的读书人参与其事，元代的确有一批下层文人，为新兴市民文艺所吸引而走进瓦舍。他们所服务的瓦舍是以商业方式来经营的，他们为瓦舍演出写脚本也是当作一种谋生手段的，这样的书会文人与传统的士大夫不同，是中国文艺史上的一个新事物，他们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元杂剧方兴之时，公卿大夫一般还不屑于染指，民间艺人又缺少独立承担创作重任的文化素养，地位处于两者之间，既有较高文化素养，又不耻于与倡优为伍的他们，适逢其会大展才情，与民间艺人合作，创造了文艺史上辉煌灿烂的元杂剧时代。而元初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所起的作用，像科举制度的废止，对知识分子的轻视，传统思想统治的某些松弛，对下层知识分子走向瓦舍书会，都是起到促进作用的。
书会才人的生活与思想主流，是反传统的叛逆精神。当他们走进城市下层的时候，社会的不平，人民的苦难与抗争一幕幕呈现在他们眼前，叩击着他们的心扉，他们终于把所有的感受诉诸笔墨，各自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脉搏，人民的心声；
他们为戏曲独树一帜，另辟门户，这在当时包含着非常积极的反传统因素。
关汉卿的创作道路，不是花铺成锦织就的，他的放浪佻达，一方面固然是时尚所趋，同时更是由于愤慨所激，其中隐含着一缕时代的苦闷和对传统封建礼俗的轻蔑。关汉卿的生活，笙歌掩盖着隐痛，疏狂遮蔽着牢骚。他既不是一味放荡的风流浪子，也不是不苟言笑的谦谦君子，他是一个忍垢强笑，内方外圆，新机灵便，世法通疏的戏曲家。
关汉卿的这条书会才人道路，冲破了传统士大夫文人狭窄的生活圈子，走向市井，走向下层，有机会熟悉包括倡优歌妓在内的下层市民的生活情感，了解他们的疾苦与期望，深受他们思想感情的影响，在许多方面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他们的观点观察社会人生。他热爱市民文艺，深入勾肆行院，紧密联系勾栏演出实践，运用市井活脱脱的本色语言进行创作。他们的创作不仅扩大了文学艺术反映生活的领域，而且缩短了他与人民之间的距离，为元杂剧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关汉卿继承并发展了瓦舍书会的优良传统，在中国文艺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读罢《窦娥冤》，才能真正理解《感天动地窦娥冤》的真实含义。戏曲的悲剧艺术从楔子就开始流露出来。楔子主要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与人物关系：蔡婆婆是一个高利贷商人，一年前借给窦秀才二十两银子，今年本息当还四十两，不料窦秀才仍没钱还她，于是蔡婆婆便让窦秀才的小女儿做她的儿媳妇，便准了这四十两。窦秀才在百般无奈下，只得被迫将女儿送到蔡婆婆那里。窦秀才悲伤不已，他的情感完全体现在《仙吕赏花时》这一首曲子中“我也只为无计营生四壁贫，因此上割舍的亲儿在两处分，从今远践洛阳尘，又不知归期定准，则落得无语暗消魂”。从楔子中便可以看出，窦娥的悲剧不仅是由人造成的，更是由于社会黑暗所导致的，其悲剧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根源。蔡婆婆面对放高利贷这件事，非但没有些许的愧疚之感，反而认为此事理所当然，逼得人卖儿卖女却心安理得。再看窦天章，面对蔡婆婆的冷酷无情，面对卖儿卖女的悲惨处境，显得无可奈何，只能被动接受。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元朝放高利贷剥削人民被看作合理合法的事，而读书人在当时更是受到了严重的轻视，。元朝废除科举制度，更是切断了知识分子前进的道路。不得不承认，窦娥的悲剧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她是被黑暗社会吞噬的，她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
第一折是本剧矛盾冲突的开始。首先上场的是赛卢医，“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独特的定场诗刻画出了赛卢医的基本情况，即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庸医，其后发生的事情证明，他不仅是一个庸医，还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坏人。同样，他也是蔡婆婆高利贷的受害者，但却因此而动了杀机，想要勒死蔡婆婆，幸而未遂，被张驴儿父子相救。从中可以看出：好的社会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而坏的社会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赛卢医本身揭示的就是这个道理。而此时出场的张驴儿父子可以说比赛卢医还坏几百倍。得知蔡婆婆家中情况后，居然说：“爹，你听得她说么？她家还有个媳妇哩。救了他性命，他少不得要谢我，不若你要这婆子，我要他媳妇，何等两便？你和他说去”。蔡婆婆拒绝后，又无耻地威胁说：“你敢是不肯，故意将钱钞哄我？赛卢医的绳子还在，我仍旧勒死了你罢。”短短两句话，便将其性格勾画出来，反映出极端险恶的世道。张驴儿是混乱社会滋育出来的痞子恶棍，他趁危要挟蔡婆婆，强迫孤霜婆媳收他父子做接脚。仅此一端，便可以看出当时社会混乱到何种地步。而在第一折中，我认为最为悲情的，还是主人公窦娥，剧中云“我三岁上亡了母亲，七岁上离了父亲，俺父亲将我嫁与蔡婆婆为儿媳妇，改名窦娥。至十七岁与夫成亲，不幸丈夫亡化，可早三年光景，我方二十岁也。”仅仅二十岁光景，她却历经了时间最为凄苦的情景，不由使人扼腕叹息。他的心情是忧郁的，苦闷的，从他接下来的四首曲子就可以看出：《仙吕点绛唇》“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我知情由，怕不待和天瘦”《混江龙》“则间那黄昏白昼，两般儿忘餐废寝几时休？大都来昨宵梦里，合着这今日心头。催人泪的是那锦烂漫花枝横绣闼，断人肠的是剔团圞月色挂妆楼。长则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闷沉沉展不彻眉间皱，越觉得情怀冗冗，心绪悠悠”《油葫芦》“莫不是八字儿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须知道人心不似水长流。我从三岁母亲身亡后，到七岁与夫分离久，嫁的个同住人，他可又拔着短筹。撇的俺婆妇每都把空房守，端的个有谁问，有谁愁？”《天下乐》“莫不是前世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忧？劝今人早将来世修。我这将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辞需应口”。同时，窦娥的性格又是刚强的，坚定的，她恪守着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即“一女不嫁二夫”即使是自己孝敬的婆婆，也敢于批驳，敢于反对。在得知婆婆果真要把张驴儿父子收做接脚后，她果断地给予批驳“则被你坑杀人燕侣莺俦。婆婆也，你岂不知羞？俺公共撞府冲州， 的铜斗家缘百事有。想着俺公共置就，急思教张驴儿情受，兀的不是俺没丈夫的妇女下场头！”面对窦娥的坚贞不屈，丑陋邪恶的张驴儿却发下一幢誓愿：我今生今世不要他做老婆，我也算不得好男子。在其下场词中更是说道：美妇人我见过万千万千向外，不似这小妮子生的十分惫赖，我救了他老性命死里重生，怎割舍的不肯把肉陪待？更加淋漓尽致地突出了其无赖流氓的真实本性。
第二折写张驴儿误杀自己父亲，而反诬窦娥，诉至官府并判窦娥斩刑的事。赛卢医借了蔡婆婆高利贷无力偿还，仅仅为这这一二十两银子的债务就起意杀人。但他并非怙恶不悛的天生歹徒，从郊外作案回来，他“失精落魄“，想改恶从善，远走他乡，但又被张驴儿抓住辫子，被迫配了毒药，又干下了罪恶的勾当。他的所作所为反映出当时世道的险恶，在那时，谋财害命，行凶杀人，原本是屡见不鲜的事。张驴儿不受任何道德规范的束缚，只要能够不受惩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眉头不皱就可以做出来。他更不懂什么恻隐之心，父子之情，它可以设计毒杀蔡婆婆，当误杀自己老子的时候，他眼睛不眨一下，就可以利用老子的尸体进行讹诈。他的生活信条与世界观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从他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因为那个社会根本谈不上什么公正道德与良心，弱肉强食，欺孤凌寡乃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无数张驴儿横行的社会，窦娥的安全是无法保障的。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楚州太守桃杌，不是偶然的错勘误判，关汉卿写出了他的做官哲学，从而显示出了冤狱的必然性。他的箴言有两条，其一曰：“告状来的要金银”。在他看来，“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所以亲不自禁地当堂给告状的人下跪，这种插科打诨的元曲格套，用夸张的表演反映了封建官吏，特别是元代官吏的普遍特征。其二曰：“人是贱虫，不打不招”，这八个字，不仅是其做官哲学，更是元代统治者残暴的政治哲学，不把人当人，是不人道的基本点，他们把人视作贱虫，任意拷打，随意虐杀，他们把刑杖当作审案的唯一法宝，当然，它又总是落在献不出金银的人头上。桃杌将窦娥问成死罪后吩咐说：“今日无事，将马来，后宅去吃酒”，他说的那样轻松，视人命如儿戏，由此可以看出，在那个社会里，滥杀无辜，草菅人命，本是习以为常的事。在后文中，关汉卿一面特地点出，桃杌后来还升了官，一面又通过窦娥概括道：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从而进一步强调了窦娥冤狱的普遍性与窦娥悲剧的必然性。
在刚刚开始审案时，窦娥还对官府抱有一丝希望“大人你明如镜，清似水，照妾身肝胆虚实。”
然而换来的却是一顿棒打。但此时的窦娥，仍然十分坚定，没有屈服，直到桃杌下令“既然不是，你与我打那婆子”她才被迫认下了本不属于自己的罪行“我做了个衔冤负屈没头鬼，怎肯便放了你好色荒淫漏面贼！想人心不可欺，冤枉事天地知，挣到头，竟到底，到如今待怎地？情愿认药杀公公，与了招罪。婆婆也，我若是不死呵，如何救得你？”其悲剧艺术又达到一个高潮。
我认为剧本最为悲情的是第三折，即窦娥被杀并许下三幢誓愿的一折。开头的《滚绣球》一曲真实刻画了窦娥此时的心情以及她经历这一切后的感悟“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折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怕做的个怕硬欺软，原来也这般顺水退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堪贤愚枉做天，唉，只落得两泪涟涟。”悲愤的控诉，血泪斑斑，怒火熊熊。这时候站在我们面前的窦娥，已不仅是一个令人悲悯的受害者，而成了一个令人赞叹的控诉着，抗争着。他的言辞，裹风暴，挟雷霆，是从黑暗王国里传出来的撕肝裂胆的呼唤。一阵怒骂还不足以发泄满腔怨恨，她又发下三桩无头愿，要天地出现异兆来证明她的奇冤，谴责人间的黑暗。她呼唤：“浮云为我阴，悲风为我旋”，她被斩时，果然云遮住了天光，冷风回旋在法场：她被斩后，果然碧血悬素练，参天降大雪，楚州旱三年，表现出了不可抑止的悲愤力量，收到了惊心动魄的悲剧效果。我认为，这三桩誓愿不是迷信神灵，更不是对上天的祈求，作家利用这些神异的情节，大大发展了其中蕴含的反抗精神，把三桩誓愿集中在一起，表现出窦娥由怨及恨，爆发出来的巨大悲愤与强烈抗议。
第四折则是为窦娥平冤昭雪，大块人心的一折。我一直在思考，作为一出悲剧，为什么作者会在结尾加上这样的一折？后来有了一点想法。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一出悲剧，但在其结尾处，二人身亡后双双化蝶，给这一出悲剧营造出一个浪漫主义的结尾，而这一结尾恰恰反映出中国古人对美好的追求与向往。现实固然残酷，但这仍无法阻止我们内心对美好的追求。而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却仅仅是个悲伤的结局，在我看来，确实是少了些什么。《窦娥冤》也是这个考虑。关汉卿深深明白元朝黑暗的官场，但是作为一个有思想，有道德，有良知的作家，他任然希望自己可以为这个社会什么，哪怕以自己一己之力无法拨云见日，“敢叫日月换新天”，也要在自己的剧作里给自己一个交代，更是给观众一个交代。
《窦娥冤》这出戏剧对中国历史文化影响极大，窦娥的形象已经深深根植在民族生活的土壤之中。她深受封建压迫与悲惨命运，她的善良，贤惠和自我牺牲精神，她在苦难生活中磨砺出的坚韧性格和在反迫害中迸发出的斗争精神，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深刻地典型意义。窦娥的形象，在旧时代最能激起下层女性的强烈共鸣，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在这些形象中，窦娥的反抗意识表现的更集中，更强烈。这些反抗精神不是出自超凡的英雄，而是从封建社会普通的下层妇女身上孕育出来的，是从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对人民力量的深入发掘中表现出来的，是人民潜在的巨大斗争力量的艺术反映，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正因为窦娥原是信赖天地和官府的良善之辈，她被屈斩，才更显冤屈，更反衬出社会的黑暗；
正因为她以前只是谦卑自抑的妇女，连她都被逼得咒骂天地，这才更显示出反抗力量之不可抑制；
正因为他不是俯首任人屠戮的羔羊，具有刚烈的抗争精神，她的毁灭才能产生崇高壮烈的悲剧美。《窦娥冤》不愧是古典悲剧艺术的典范之作。人们看了这个悲剧，不会被沉重的黑暗压得喘不过气来，相反，他在被压迫人民的心中播下了抗争的火种，激发了他们反抗黑暗，追求真理的愿望和热情。
第四篇: 《窦娥冤》的悲剧价值浅谈
浅析中国古典《窦娥冤》的悲剧特征《窦娥冤》是元代戏曲家关汉卿的代表作，也是元杂剧的代表作，更是中国戏曲史、文学史上的著名悲剧之一。在王季思先生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它名列第一。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曾给予这部名剧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
一、善与恶的冲突——中国古典悲剧的主线
戏剧的本质在于冲突，戏剧冲突是戏剧的生命。通常人们评价一部戏的好坏所说的“有„戏‟、没„戏”‟，或所谓“戏剧性”，指的就是剧中的戏剧冲突。这就要求剧情发展曲折跌宕，悬念环生。我国民众对于戏剧情节的兴趣十分浓厚，很多传统戏之所以常演不衰，是与它们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戏剧冲突紧张激烈分不开的。而中国古典悲剧主要是善与恶的斗争，鲁迅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人生有价值的东西”自然属于善，使其毁灭的东西自然属于恶。剧中人物的悲剧性结局皆因矛盾冲突激化所致，关汉卿的《窦娥冤》。就是一很好的例证。
《窦娥冤》中的窦娥是一位不幸的年轻女性。幼时丧母，七岁即被父亲用以抵债，成婚不久即丧夫。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她心灰意冷，几乎彻底失去了对生活的追求，只希望“今世早将来世修”，侍奉好婆母，了此一生。可是，残酷的现实让她的这个最低层次的希望竞成为奢望。流氓张驴儿父子俩要霸占她婆媳俩为妻，窦娥不畏强暴，恪守妇德，坚决不从。而懦弱的婆婆无奈屈从，窦娥劝之无用，忍气吞声
地看着张驴儿父子住进家里，而这种忍气吞声是不可能持久的，人能忍一时，不能忍一世。张驴儿想用毒药毒死蔡婆婆，留下窦娥一人好得手。不料，张驴儿的父亲误食毒药而死，张驴儿遂嫁祸窦娥并告到官府。面对人命官司，能给孤弱的窦娥主持正义的，只有既能代表社会正义又有审判权力的机关——官府，这也是古代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唯一选择。如果官府中的官是清官倒也是民之大幸，若是昏官也只能是民之不幸。可恨那楚州太守桃杌是一昏官，他面对一个善良柔弱、孤立无援的小女子和一个横行霸道、死缠烂打的流氓，只能选择强奸正义，姑息邪恶。因而，那窦娥一上公堂便无缘无故地被殴打也就不足为怪了。俗话说：小鬼难缠。
一桩明白简单的命案，掺杂着如此污浊的人情世态，而窦娥的无辜含冤竟缘于她的善良、弱小与孤立！而善良、弱小与孤立本是最该受官府与法律保护的，不料却成了官府与法律戕害的对象！窦娥痛心疾首，怒斥官府，指天发誓，最终惨遭枉杀。
善与恶的冲突，是中国古典悲剧的一条主干。善的付出，总是以血为代价的，冲突的结果常常使善成为失败者，恶成为胜利者。究其原因，与当事人所处的时代有关。正如窦娥所处的时代，国家虽然也有所谓的“王法”，但很不健全，特别是那些执法者，他们昏庸无能，贪赃枉法，不但不能保护弱小、善良，惩罚奸诈、邪恶，而且欺辱弱小、鱼肉百姓。这是造成窦娥含冤而死的主要原因，是造成“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诞”的黑暗世道的主要原因。代表正义善良的悲剧人物，在善与恶的冲突中明显缺乏主动性、攻击性。
而且，她的抗争与斗争面对强权与恶行是软弱的、无力的。对善的张扬不是通过善对恶的主动进攻与消灭来完成，让善的化身在备受恶的摧残与欺凌时才奋起反抗，甚至不惜以死相拼，使其人格在最后一搏中得以升华。善在被恶毁灭的过程中不断散发美丽的光彩、动人的力量。永恒的正义在悲剧人物的痛苦和毁灭中得以保存和升华。其悲剧之悲的魅力和价值也就在这里。
二、百善孝为先——中国古典悲剧的弘扬重点
中国人一向是重亲情、重伦理的，百善孝为先既是中国的传统，也是中国古典悲剧弘扬的重点。窦娥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代表，是恪守妇道，孝顺长辈的典范。作者借窦娥的孝行，弘扬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从这点来看，窦娥的孝行不但是美德的化身，而且体现了对当时社会伦理道德的批判。窦娥的这种孝，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孝。她的善良、孝顺，令人动容。但这样一个至孝的人却无端地被社会邪恶势力蹂躏而死，不能不引起欣赏者的悲悯之情。孝是美德，然而过分的孝也是一种人性的悲哀，窦娥所体现的牺牲精神便是如此。这是善良人的悲剧，此剧也因此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三、圆满大结局——中国古典悲剧的理想追求
崇尚文明，尊重人性，追求和谐，向往美好，这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有些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做到的。人们幻想扬善惩恶，让痛苦的心灵能得到一点慰藉，中国古典悲剧往往在结局时，设计成一种大团圆，给人“梁祝化蝶式”的弥补，以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与满足。这是中国古典悲剧的理想追求。
在窦娥的故事中，作者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借用神话色彩，使这一理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义得到伸张，人性得到张扬，邪恶受到严惩。窦娥临刑前发出的三桩誓愿血溅白练、六月降雪、大旱三年逐一应验，以明深冤。这些应验尽管是非正常的、超自然的，但仍给人欢欣鼓舞的力量。张驴儿被剐了一百二十刀处死；
楚州太守桃杌，被杖一百，永不续用；
塞卢医被发配边远地区，永远充军；
窦娥无罪，案卷重新改正。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一切都是借窦娥的鬼魂争取其父窦天章来实现完成的。这些超现实的极具个性的想象，尽管都是虚幻的，但我们分明感受到正义的力量。这种理想式的大团圆结局，无疑迎合了中国民众的审美需求，宣泄了广大群众的心理情绪，表现了正义终会战胜邪恶的美好愿望，体现出事物本质的真实。中国古典悲剧的三个主要特征，在《窦娥冤》中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这也是它之所以成为一代名剧，受历代欣赏者喜爱和推崇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