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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老垦荒战士姜涛在广场上在大街上在活动室里，在我视野所及的任何角落里，每当看到那些享受幸福晚年生活的老人们，就会想起我的大舅，一位普通的老垦荒战士。大舅已经离开我一年多了，我仍然没能从失去他的悲哀中摆脱出来。大舅名叫姜涛(原名姜树福)，1927年9月27日出生在辽宁省彰武县东六家子公社石头山大队。兄弟姐妹七人他排行老大，由于家庭贫困，只念了四年书的大舅就下来跟着父亲种地了。和当地的许多村民一样，20岁的大舅在当地结了婚。与许多年轻村民不同的是大舅不甘心种一辈子地，当时的解放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他想参与到这场解放全中国的事业中来，两年后1949年9月大舅终于如愿以偿加入了人民解放军，他所在的部队是沈阳军区公安总队4大队。入伍一个月后就迎来了新中国成立的喜讯。在部队，大舅凭着小学四年的文化基础，加上在部队扫盲班的刻苦学习，在各项宣传活动中表现突出，三年后，由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一名机要文书。后因工作踏实，保密工作做得好，加之平时热爱学习，先后被选派到东北军区后勤干部学校、济南第二军预备干部学校、汉口军需学校学习。1958年4月“十万复转官兵开发北大荒”的号角吹响，大舅积极响应祖国的号召，背起简单的行李，踏上了奔赴北大荒的专列，来到了永安农场(8510农场的前身)。当时这里是荒无人烟的茫茫大草原。环顾四周：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映入眼睑的是杂草丛生、一望无际的荒原，那么辽阔，那么深远。他知道这里将是他今后为之奋斗终生的地方。垦荒战士们放下行李的第一项任务是解决住宿问题。他们用柞木杆搭起屋架，再用茅草围盖上，这就是所谓的“马架子”。屋里地面上铺上厚厚的茅草就是床。“房子”建成了，就住了进去。那时的4月，虽然是春天，但夜晚气温仍然在零下20度，晚上躺在茅草上如同睡在冰窖里一样，寒气刺骨。大家只好抱成一团相互取暖，很多战士因此坐下了病根。听当地人说，在秋天挖“地窖子”过冬能防寒，于是，在冬天到来之前，他们开始像鼹鼠一样挖“地窖”。
于是在当年冬天他们住进了挖好的“地窖子”里，寒冷缓解了，但“地窨子”阴暗潮湿，浑身难受。在漫长的冬季里，洗不上澡，入冬没几天，身上便生了许多“虱子”，晚上痒得难忍，垦荒战士们便把衣衫、内裤脱下来，送到零下40度的外面去冻，或者用开水烫。咸菜土豆块、玉米面大饼子，是他们一年到头不换样的伙食。后来条件稍好一点，也就一个月才能改善一次伙食。每当听大舅讲他们当年的故事，都让我心惊。他们吃的苦，对我们来说真是前所未闻，不知他们是如何度过那艰苦岁月的。就这样大舅和他的战友们在渺无人烟的荒原上，发扬解放军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风餐露宿，披荆斩棘。无论多么恶劣的环境，多么艰苦的条件，凭着顽强的毅力，都泰然处之，乐观面对。大舅在日记中写到：“困苦，从来没有吓倒我们，而是被我们所打倒。我们的生活苦中有甜，苦中有乐。只要正确对待苦与乐，生活一样是美好的”。其实，自从1949年当兵以后，大舅就把自己交给了部队，很少回家，家中的事情全部落到了舅妈一个人的肩上，嫁给当军官的大舅，舅妈没跟着享什么福，反而遭了不少的罪。1958年6月，舅妈带着三个孩子来找大舅了。那时大表姐七岁，大表哥两岁，二表哥才三个月，舅妈一路打听着偿尽辛苦，终于在野草丛生的工地里寻找到了丈夫的“工作单位”。大舅接到家属来了的消息，和他的战友从老远的工地上往回跑，去迎接老婆孩子。一家人在北大荒的原野上见了面，随着大女儿叫了一声“爸爸！”，他们都哭了。这奔涌而出的泪水里包含着怎样的愧疚与责备，思念与牵挂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在场的战友也无不为之动容。大舅伸出双手想抱孩子，可孩子们却躲到了妈妈的身后，孩子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个“胡子拉茬”的爹。大舅对舅妈说的第一句话是：“这里太艰苦了，你们回去吧！”舅妈坚定地说：“你们能呆下去，我也能呆下去，不回！”队长把大舅全家安排在了一个睡40多人的大通铺的东头暂时居住下来。两个大点的孩子生活没有什么特殊待遇，与大人一样，一天三顿大饼子咸菜，老小儿奶不够吃就贴补点儿苞米面糊糊。当时的条件真是艰苦，夏天蚊子、小咬、瞎蠓扑头盖脸，土路一遇降雨就泥泞不堪，机车开上去就出不来；冬天呼啸的大烟泡，能冻死人。这些都不算什么，更可怕的是野狼特别多。三五成群，白天出没在草原，晚上围着集体宿舍转悠。守护孩子，不被狼袭击成了家属的第一责任。水利工
程会战期间，大舅是队长，每天晚上十点多才能回来。一个大筒子房就剩下舅妈母子四人，舅妈点上油灯，准备好脸盆和木棒，屋外一有狼出没的动静，就敲响脸盆把狼吓跑。第二年春季的一天，趁三个孩子午睡的时候，舅妈去食堂帮忙。二表哥睡醒后，爬到外边找妈妈，找不到妈妈就在外面草垛上玩了起来，玩累了就在草垛上睡着了。舅妈回来发现孩子不见了，到处找也找不到，以为是让狼叼走了，心急如焚。全队的人都从工地上回来帮着找孩子。等把孩子找回来后手和脚都冻肿了。舅妈心疼地哭了。大舅说：“这小子命大，没有让狼叼去，将来必有后福。”孩子们渐渐长大，大舅的“官儿”也越做越大。由原来的队长升到教导员，后来做了农场组织部部长。他作风严谨，严于律已，坚持原则，从不以权谋私；他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一心一意为群众办事，从不收礼。在帮助别人解决了困难之后，有时人家为了表示感谢送来礼物，他一律不收，叫人家带回去。有的人强行放下就跑，过后他也都吩咐子女给送回去。五个子女，他没有利用职权给安排过一个好工作，他们都是从最底层干起的。1982年，最小的表哥待业在家，大舅为了让表哥接班，提出申请提前离休。人们不解地问：“凭你的职位找农场领导给孩子安排个工作不成问题，还用得着提前离休让孩子接班吗？”大舅不愿意给组织增添任何麻烦，55岁就离开了他心爱的岗位。离休时光各种奖章、奖状、荣誉证书足足有一小箱子。离休后，他闲不下来，积极参加各种文体活动，合唱队、门球队都有他的身影，在锻炼身体、陶冶情操的同时也为农场老干部队赢得了荣誉。他依然继续关心关注农场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关心教育青少年工作上。他被聘请为学校少先队的校外辅导员，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整理成教材，经常来到学校给青少年进行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和北大荒精神教育，深受师生的尊重和爱戴。正当大舅尽情地享受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的时候，2012年1月被查出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之后的日子就靠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治疗期间老人家不减军人的本色，表现的非常坚强。在与病魔顽强地抗争了半年后，大舅还是走了。他走的很安详，享年86岁。跟千千万万的老垦荒战士一样，永远地长眠在他们为之奉献深深眷恋的这片黑土地上。按照老人家生前的遗愿，他又穿上了那身陪伴他大半生的绿军装。生前好友，各界人士前来吊唁的不计其数，自发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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