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度公共领域（精选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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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5篇

第1篇: 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WIKI上的解释

公共领域，是一个哲学与社会学概念，与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相对，是指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公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参与公共事务而不受干涉。此概念是由20世纪50年代德国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最早提出的，但由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进行了充分阐释，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他的公共领域的定义是：“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
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本身,以便就基本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断言，‘Dasein"(存在）必须在公共领域的行为和它的私人性的、可信任的行为之间达到平衡，但是他基本相信在公共领域中协议是必须真正存在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对海德格尔的断言表示质疑，她认为实际上真正的和可信的自我是在公共领域中的自我。

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讨论了一个人在公共领域的身份和私人领域的身份可能会变得不协调，从而导致他所称的双重意识(dual consciousness)的结果。他的例子涉及到殖民主义，殖民地的国民被迫在公众场合接受一种外来文化，但是在私下他们仍然以他们自己的文化来保持自己的身份。

在当代思潮中，受到后现代主义兴起的影响，公共领域的问题已经变成了一个关于在公共领域中支配力量(hegemonic forces)规定哪些可以谈论哪些不被允许，同时规定作为一个人身份的一部分哪些可以阐明哪些不能阐明的问题。比如，heteronormativity的概念是被用来描述处于基本的男女性别之外的那些人，这些性别不同于双性恋的人无法适当地要求他们的身份，从而引起他们的公共自我和私人自我的分裂。劳伦·贝兰特（Lauren Berlant）已经研究了很多并主张，所有的性别身份或者性身份脱离私人领域，事实上就不存在关于性别/性或者性特征的公共谈论，她认为，在那里，这种谈论是无用和无力的。

关于公共领域概念的重要的当代思想家包括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和塞奇威克（Eve Sedgwick）。

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公共领域》中，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定义为“一种用于交流信息和观点的网络”，这可能会使他们形成一种公共判断。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他对资产阶级(Bourgeois)公共领域的上升和衰落进行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阐述。德语术语Offentlichkeit（公共领域）包含了多种意义，它意味着一种空间概念，社会场所或区域，在这里意义被关联、分布和协商，以及这种集结的过程和整体，“公共”。（Negt and Kluge 1993) “公共领域意指特定的机构、中介、实践；
然而，它也是一种一般的社会经验范围，其中所有实际上或表面上对所有的社会成员相关的事情形成一个整体。在某种意义上来理解，公共领域一方面是为一些专业人士（如政客、编辑、组织官员）提供的一个场所(matter)，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涉及到每一个人，仅仅在人的思想中和他们的意识范围内才能理解的东西。”（Negt and Kluge,1993)

哈贝马斯（1989）所表达的公共领域的概念从18世纪的英国就已经真正存在。那时伦敦社会中的咖啡店变成了艺术和文学批评的中心，逐渐的伸入到经济的或者政治的如对事件的批评。在法国的沙龙，如哈贝马斯所说，“观点从经济依赖的束缚中解脱”。任何一件新的作品，或者一本书或者一件音乐作品都必须在这里得到它的肯定(legitimacy)。它不仅仅是一个自我展现的论坛，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开讨论一个观点和公共讨论议程的平台。

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其权力制度形式的改变，已经为这种新型的公共领域铺平了道路。随着市民社会和现代政府的出现，私营化经济关系在公共权威领域之下也跟随而来。私人领域包括公共经济关系和私人的私密关系，以及在这两个新出现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之间的协商（The private realm comprised both the public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he private intimate relations and to negotiate between these two there emerged a new bourgeois public sphere.）。它包括了一个由个体组成的群体，他们会通过建设性的批评来辩论、讨论和争论这一市民社会。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出现受到18世纪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别支持，它有利于这个新的政治阶级建立一种制度网络如出版社、报纸和论坛，民主的新闻媒体是有力的工具。由于它接触多种资源，包括经济和社会的，公共领域的主要特征是它与宗教的和政府权力的分离。

在相关文章中，哈贝马斯认为，这种理性的和普遍性的、从经济和政府脱离出来的政治领域，已经被最初形成它的同一力量破坏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导致财富的不公平分配，贫富分化加剧。这造成对公共领域准入的限制，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力量在竞争经济中的运行和繁荣，这种对公共领域的政治控制是不可避免的。

广告业和公共关系的上升已经使政府控制在市场力量的兴趣方面变得重要。如Garnham（1990）所说，“被公共领域创造的在市民社会和政府之间的空间已经被紧紧关闭了。”

在一些机构如媒体的帮助下形成的公众意见可以公然影响法庭、选举等等。当他确定这是一种解放人类的批评性工具时，哈贝马斯所关心的是确保“未失真的沟通(undistorted communication)”。他说，理想的公众演讲情形有四个有效性要求：理解、事实、适当和诚实，他宣称这四点相互联系并被证明。

在理想的情形中，上面的要求可以被理性地讨论并自愿达成协议，但事实上各种不同的权力关系和资源分配禁止了他们并导致“失真的沟通(distorted communication)”。Garnham(1990)进一步讨论为了在整体上(holistic sense)保持公共领域，我们需要重估公共信息沟通的模式和理性地运用。

在这种情境下，它涉及到了Hartley(1982），他鉴别出谈话要受到两种力量的支配，例如语言系统和知识背景(discourse)，“我们接受的信息作为一种非个人的社会机构的前在知识背景，那也是一种产业。(news comes to us as the pre-existing discourse of an impersonal social institution which is also an industry)”因此哈贝马斯说：“公众从政治和文化争论的参与者转变成媒体图像和信息的消者”(as quoted in pg26,Hoynes,1994)。在现代民主中的选举过程变成另一种方式，假冒的公共领域充当了先锋，公众的声音仅仅用来适应强大的政治议程而不再为了建设性的民主。

但是正如汤普森(Thompson, 1995)所说，真正的公共领域只存在于哈贝马斯的理想主义中。甚至在18世纪，公共领域也更多用在显示权力而真正的决议是看不到的。现代世界随着媒体的出现，公共领域已经拓展到了如此大的范围，以至于远离事件发生地的人们同样可以得到事件和行为的信息。

大众传播的现代方法通过他们的跨国媒介，已经把公共领域的范围扩展到了国际舞台。现代媒体企业如BBC和CNN，发布的信息从最特别的地方文化到跨越国家边界的全球政治舞台。存在五十年的时事杂志栏目，BBC全景(Panorama),证明了公众不必仅仅视为消费者。

但是在现代民主政府在坚持公共领域的真正精神中所扮演的这些角色受到了质疑，因其背后有明显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吉劳埃（Kilroy）完美地表现了公共领域（The Kilroy epitimises perfectly the public sphere)。依照Danlgren的观点，当媒体使用认知和情感基础的沟通时，情感沟通用在传播大众文化和电视时更为有效。Hartley相信，媒体是公共的，是一种有效的公共领域。但是现代的媒体因为受到宣传的干涉(propagandist interventions)也成为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要恢复媒体在经济和文化意义上的自治，就要确保理性而非权力的运作的民主程序重现于政治和文化领域。

“公共领域”（德语Offentlichkeit，英语publicsphere）一词由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一本名著（Habermas,1962/1989；
哈贝马斯，1999a）中被概念化了。从此它成为欧洲主流政治话语的一部分，欧美各国学者的专题性著作和论文层出不穷，公共领域与传播媒介的关系受到高度审视。

目录

定义

衍变历史

哈贝马斯著作

基本轮廓

基本特征

公共领域的前提

　　所谓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意指的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1]

　　行政学和政治学中的公共领域是指那些与市民社会相对应的社会生活内容，是围绕着公共部门的核心而展开的公共生活形态。它的特点是非交换性。

　　“公共领域”一词并非哈氏所创。在他之前，德语世界的众多学者如熊彼特（Schumpeter,1918）和布鲁纳（Brunner,1943）都研究过同一主题。在英语世界，德裔犹太女学者阿伦特（Aerndt,1958）[6]和更早的杜威（Dewey,1923）也分别从公共哲学的角度探讨过相关问题。以哈氏、杜威和阿伦特为例，这一概念的指涉不尽相同；
在哈氏和杜威那里，大众传媒的功能和问题群显然居于中心地位，而对于阿伦特则不然（Dahlgren,1995：7）。就哈氏而言，其核心概念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哈氏在1962年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下简称《公共领域》）后，除了1964为一套百科全书写的一个词条、为他那本名著1990年德文新版写的序言以及1998年给一位中国学者的回函外，哈氏可能很少再涉及这一主题了，因为如他所说，“我这些年来已另有关怀”（哈贝马斯，1999a：i）。

　　在《公共领域》中，哈氏写道（哈贝马斯，1999a：32）：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
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

　　哈氏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早期机制起源于从宫廷中分离出来的贵族社会，即他所谓的以王室、宫廷的以一整套关于“高贵”行为的繁文缛节为特征的“代表型公共领域”(“representative public sphere”)（哈贝马斯，1999a：7、48）。

　　哈氏解释说，国家和市场经济关系的扩张而出现的社会的分离是一条基本路线，公共领域一直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但它有别于私人领域，而只限于与公共权力机关（即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有关的事务，而政治公共领域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加以调节（哈贝马斯，1999a：35、70）。在这种公共领域所开展的政治批评中，一个介于贵族社会和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教养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哈贝马斯，1999a：37）。公共领域承担了市民社会从重商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控制之下获得政治解放的语境当中的一切政治功能，它用公共性原则来反对现有权威，使私人物主的旨趣与个体自由的旨趣完全一致起来，因而很容易将马克思所说的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统一起来。“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永远都是建立在组织公众和私人所具有的双重角色，即作为物主和私人的虚构统一性基础之上”（哈贝马斯，1999a：59～60）。在这种公共领域中，手抄的和印刷的杂志成了公众的批判工具，而首先在英国兴起、继而到1750年前后在整个欧洲触目可见的“道德周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哈贝马斯，1999a：46～48）。哈氏将报刊称为“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哈贝马斯，1999a：210）。

　　哈氏指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首先是在18世纪初的英国出现的。17世纪末，新闻检查制度的废除标志着公共领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得理性批判精神有可能进入报刊，并使报刊变成一种工具，从而把政治决策提交给新的公众论坛”（哈贝马斯，1999a：68～69）。哈氏最为推崇的报刊是18世纪初3位英国作家办的融新闻、随感、学术、娱乐等内容为一炉的杂志：笛福（DanielDefoe,1660～1731）的《评论》（Review），斯蒂尔(Sir Richard Steele，1672～1729)、艾迪生（JosephAddison,1672～1719）的《闲谈者》（Tatler）和《旁观者》（Spectator），尤其是后二者。[7]这种报刊和咖啡馆、沙龙等聚会场所构成了在政治上抗衡宫廷文化的文学公共领域(literary public sphere)，文学公共领域又衍生出政治公共领域(political public sphere)（哈贝马斯，1999a：34～35）。

　　哈氏以下列结构图来表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轮廓（哈贝马斯，1999a：35）：

　　由于哈氏知识体系宏大，公共领域理论所涉及的范畴众多，因此学界虽然对之兴趣浓厚，却了存在一些难解之处。为此，哈氏在1964年更加规范地给出了公共领域的定义（Habermas，1997：116）：

　　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然后，他们既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理私人事务，也不像某个合法的社会阶层的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当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务活动相关的对象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以相对于文学的公共领域。

　　1998年8月，哈氏在回答一位中国者所提出的问题时这样概括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尽管与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中的前身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最先是在17、18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出现的，随后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

　　普遍的接近性

　　公共议题

　　体制化的空间和法律保障

　　展开公共辩论的空间

　　理性的，非支配性的辩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

展江

　　将近40年前，“公共领域”（德语Offentlichkeit，英语publicsphere）一词在德国当代大学者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的一本名著（Habermas,1962/1989；
哈贝马斯，1999a）[1]中被概念化了。从此它成为欧洲主流政治话语的一部分，欧美各国学者的专题性著作和论文层出不穷，公共领域与传播媒介的关系受到高度审视。尽管如此，关于“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本身仍有待澄清。鉴于哈贝马斯在中国大陆的文化和社会学界已广为人知而在新闻传播学界鲜有研究[2]，笔者认为首先有必要交代一下哈氏的学术生涯与学术成就。 

　　一．哈氏的学术成就与国人的渐次认识 

　　自1960年代以来，哈贝马斯就被誉为前联邦德国具有最强大威力的哲学家、“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引自欧力同，1997：“前言”），其学术观点深植于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韦伯等德国贤哲深厚的哲学及社会学传统中，“经其高度的综合分析，并以政治及道德的终极关怀贯串其中，其影响力遍及社会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如社会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政治学、思想史等等（张锦华，1994：199～200），“在有关方法论、哲学和政治学等重要问题的大量论战……中，他是中心人物”，他“在如此众多的学术领域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以致于他不可能对他的工作作出确切的概括”（戈尔曼，1989：386～187），是当代罕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 

　　哈贝马斯1929年6月18日生于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在纳粹统治下长大，1949年就读于哥廷根大学，后经苏黎世大学，于1954年进入波恩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55年，他前往法兰克福大学，与法兰克福学派核心人物特奥多尔·阿多尔诺(TheodorAdorno,1903~1969)一起从事研究工作，阅读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由此而变得激进起来”（戈尔曼，1990：385）。 

　　哈贝马斯虽然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员，但他肯定启蒙运动关于民主公共生活的理念，将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看成是改革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模式，因而在阿尔多诺看来具有一种危险的保守倾向。1961年，他写出了教授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然而通过这篇论文的不是导师阿尔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领袖马克斯·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1895~1973)，而是马堡大学的一名教授（Calhoun,1992:43；
欧力同，1997：4～7）。1962～1964年，他任海德堡大学哲学副教授，1964～1971年为法兰克福大学哲学与社会学教授，1971～1981任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所长，1983年起重新执教于法兰克福大学。1999年4月曾应中国社科院邀请来华访问。 

　　作为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者，哈氏早已蜚声世界，国人自1980年代起对他的研究基本上也是止于上述领域[3]，在新闻与大众传播学界，对他的名字还相当生疏。无独有偶，哈氏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英文本在1989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推出以前，美国学界的情形也是如此。然而自1989年起，即在原书德文版出版近30年后，英语世界出现了对“公共领域”概念的广泛讨论和对与之相关的公共舆论与传媒的角色问题的日见增长的兴趣。[4]在中文世界，先是港台传播学界（张锦华，1994；
翁秀琪，1993；
杜耀明，1997），后是大陆政治与社会学界，相继译介“公共领域”理论（曹卫东，1998[5]；
汪晖、陈燕谷，1998；
哈贝马斯，1999a）。 

　　二．“公共领域”的概念与早期报刊 

　　哈氏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乎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杜耀明，1997：14～15），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其由来可上溯至古希腊时期，当时出现了“公”（公共事务）与“私”（私人事务）的分化（Dahlgren,1995：7）。 

　　“公共领域”一词并非哈氏所创。在他之前，德语世界的众多学者如熊彼特（Schumpeter,1918）和布鲁纳（Brunner,1943）都研究过同一主题。在英语世界，德裔犹太女学者阿伦特（Aerndt,1958）[6]和更早的杜威（Dewey,1923）也分别从公共哲学的角度探讨过相关问题。以哈氏、杜威和阿伦特为例，这一概念的指涉不尽相同；
在哈氏和杜威那里，大众传媒的功能和问题群显然居于中心地位，而对于阿伦特则不然（Dahlgren,1995：7）。就哈氏而言，其核心概念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哈氏在1962年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下简称《公共领域》）后，除了1964为一套百科全书写的一个词条、为他那本名著1990年德文新版写的序言以及1998年给一位中国学者的回函外，哈氏可能很少再涉及这一主题了，因为如他所说，“我这些年来已另有关怀”（哈贝马斯，1999a：i）。 

　　在《公共领域》中，哈氏写道（哈贝马斯，1999a：32）：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
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 

　　哈氏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早期机制起源于从宫廷中分离出来的贵族社会，即他所谓的以王室、宫廷的以一整套关于“高贵”行为的繁文缛节为特征的“代表型公共领域”(“representative public sphere”)（哈贝马斯，1999a：7、48）。 

　　哈氏解释说，国家和市场经济关系的扩张而出现的社会的分离是一条基本路线，公共领域一直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但它有别于私人领域，而只限于与公共权力机关（即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有关的事务，而政治公共领域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加以调节（哈贝马斯，1999a：35、70）。在这种公共领域所开展的政治批评中，一个介于贵族社会和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教养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哈贝马斯，1999a：37）。公共领域承担了市民社会从重商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控制之下获得政治解放的语境当中的一切政治功能，它用公共性原则来反对现有权威，使私人物主的旨趣与个体自由的旨趣完全一致起来，因而很容易将马克思所说的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统一起来。“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永远都是建立在组织公众和私人所具有的双重角色，即作为物主和私人的虚构统一性基础之上”（哈贝马斯，1999a：59～60）。在这种公共领域中，手抄的和印刷的杂志成了公众的批判工具，而首先在英国兴起、继而到1750年前后在整个欧洲触目可见的“道德周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哈贝马斯，1999a：46～48）。哈氏将报刊称为“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哈贝马斯，1999a：210）。 

　　哈氏指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首先是在18世纪初的英国出现的。17世纪末，新闻检查制度的废除标志着公共领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得理性批判精神有可能进入报刊，并使报刊变成一种工具，从而把政治决策提交给新的公众论坛”（哈贝马斯，1999a：68～69）。哈氏最为推崇的报刊是18世纪初3位英国作家办的融新闻、随感、学术、娱乐等内容为一炉的杂志：笛福（DanielDefoe,1660～1731）的《评论》（Review），斯蒂尔(Sir Richard Steele，1672～1729)、艾迪生（JosephAddison,1672～1719）的《闲谈者》（Tatler）和《旁观者》（Spectator），尤其是后二者。[7]这种报刊和咖啡馆、沙龙等聚会场所构成了在政治上抗衡宫廷文化的文学公共领域(literary public sphere)，文学公共领域又衍生出政治公共领域(political public sphere)（哈贝马斯，1999a：34～35）。 

　　哈氏以上结构图来表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轮廓（哈贝马斯，1999a：35）：

　　由于哈氏知识体系宏大，公共领域理论所涉及的范畴众多，因此学界虽然对之兴趣浓厚，却了存在一些难解之处。为此，哈氏在1964年更加规范地给出了公共领域的定义（Habermas，1997：116）： 

　　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然后，他们既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理私人事务，也不像某个合法的社会阶层的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当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务活动相关的对象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以相对于文学的公共领域。 

　　1998年8月，哈氏在回答一位中国者所提出的问题时这样概括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哈贝马斯，1999b：35）：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尽管与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中的前身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最先是在17、18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出现的，随后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 

　　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与传媒的功能退化 

　　哈氏的所谓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指的是自19世纪的最后20多年以来（以1873年经济大萧条为标志），国家干预主义渐趋强化，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8]以后，国家干预社会领域与公共权限向私人组织转移即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同步进行，这一辩证关系逐渐破坏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哈氏据此认为，一个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摆脱了“公”与“私”的区别，消解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自由主义公共领域，这种情形与封建社会晚期有类似之处，因此哈氏称之为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refeudalization”）（哈贝马斯，1999a：170～171）。哈氏在《公共领域》一书中对当下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易名为“自由资本主义公共领域”可能更恰切）。 

　　哈氏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融合趋势”、“社会领域与内心领域的两极分化”、“从文化批判的公众到文化消费的公众”、“从私人的新闻写作到大众传媒的公共服务：作为公共性功能的宣传（广告）”诸方面论证了公共领域社会结构和政治功能的转型，其中用很大篇幅分析了近现代大众传媒的功能退化。 

　　哈氏指出，在报刊与公众之间，19世纪中后期以来，大众报刊逐渐取代了具有批判意识的文学家庭杂志，它们往往不惜以牺牲其政治与公共事务内容为代价，它迎合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集体的娱乐和消闲需要，他援引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术语说，即时报偿新闻（如腐败、事故、灾难、漫画、体育、娱乐、社会新闻和人情味故事）不断排挤延期报偿新闻（如公共事务、社会问题、经济事件、教育和健康），“阅读公众的批判逐渐让位于消费者‘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因而“文化批判公众”变成了“文化消费公众”，即被操纵的公众，这样，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哈贝马斯，1999a：187～205）。 

　　在传播媒介与政治和经济界的关系上，哈氏认为，随着资产阶级法制国家的建立和具有政治活动功能的公共领域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具有意识批判功能的报刊业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压力，为向商业化报刊的转变铺平了道路，乃至于商业化成为必由之路。由于新闻版面与广告版面越来越密不可分，报刊变成了有特权的私人利益侵略公共领域的入口。另一方面，商业性报刊结构转型的各个方面与报业的集中，尤其是报团的出现和技术一体化的趋势相关联。因此，报刊业在商业化的过程中自身也越来越容易被操纵了。但是与20世纪新传媒——电影、广播和电视——相比，报刊又是小巫见大巫了。由于耗资巨大，威力惊人，这些新媒体在包括英、德、法在内的许多国家一开始就受到政府的管理和控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通讯社（路透社、德新社和法新社）从由私人组成的公众的私人机构变成官方半官方机构。这样，传媒最初的基础——掌握在私人手中，不受公共权力机关的干涉——被彻底颠覆了，传播效率越高，越容易受某些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影响（哈贝马斯，1999a：221～231）。而20世纪初首先起于美国的公共关系行业。表明，政府、政党和各种组织积极参与新闻活动，有计划地制造新闻或利用有关事件吸引公众注意力[9]，大众娱乐与广告的结合具有了一种政治性质，于是出现了政治推销业，尤其是“政治公共领域在竞选时定期出现，很容易就具有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衰败的形式”（哈贝马斯，1999a：248～249）。 

　　对哈氏而言,公关俨然成了资本主义政治力量的化身,因为公关所建构的公众注意力和好感,其效果远远越过商品销售本身,因为它还建构出公共权威,成为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的半政治力量.公关技巧越成熟,操纵民意就越彻底,诉诸理性—批判(rational-critical)的公众领域也就消解于无形了(张锦华,1999a：208～209)。 

　　四．对公共领域理论的一些评价 

　　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而及，哈氏《公共领域》英译本问世后，英语世界的讨论相当热烈。而在此前，似乎只有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托马斯·麦卡锡（McCarthy，1978）、英国学者约翰·基恩（Keane，1984）等寥寥数人有所涉猎。 

　　英语世界在赞叹哈氏思想体系博大的同时，对公共领域理论的得失进行了多层面的探析。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的克雷格·卡尔霍恩认为，《公共领域》一书一问世便招来争议，并且可能继续引发争议[10]，但是没有一本书能产生像它那么多的教益。卡尔霍恩也指出，《公共领域》的主要缺点是未能地对“古典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有组织的”或“当下的”资产阶级的后转型（postrans formation）公共领域一视同仁。“哈贝马斯倾向于以洛克和康德的眼光评判18世纪，以马克思和密尔（Mill）的眼光评判19世纪，以典型的郊区电视观众的眼光来评判20世纪。”因此哈氏并没有认真对待20世纪一流思想家的成果，恢复其作品中在意识形态方面被扭曲的真相，而这正是他对17、18、19世纪的研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相反，他没有看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那些既无理性、也无批判性的庸俗出版物、大肆刊登耸人听闻的犯罪和丑闻故事的小报。其结果也许是夸大了公共领域在20世纪的退化。1960年代批判性政治公众的复兴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此外，公共在大众传媒中的地位也不一定像《公共领域》一书中所指称的那么消极，就可选择的民主性媒介战略而言，也许其空间比哈氏所意识到的要大（Cahhoun,1992：33）。 

　　英国中央伦敦理工专科学校的尼古拉斯·加纳姆则对公共领域理论持更多的肯定态度。他将学术界《公共领域》一书的批评归纳如下：（1）哈氏忽视了当代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并行的平民公共领域（plebeian public sphere）的发展；
（2）哈氏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理想化了。近期研究揭示了早期印刷市场恶性竞争的结构，而这个市场不是由致力于公共启蒙的能够自由交流的知识分子所控制；
（3）哈氏将家庭和经济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
（4）哈氏的理性主义公共交流模式使他不能形成多元主义的公共领域理论；
（5）《公共领域》的后半部分带有鲜明的精英文化取向，因而过于倚重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ies）模式，它夸大了文化工业控制者的操纵力量，忽视了信息领域中国家干预的公益模式。（6）哈氏的交往行动模式虽然已经成为公共交流的准则，但是它忽视了并非寻求共识的其他交往行动；
（7）因此，他在信息与娱乐之间划上了一条过于鲜明的界线，忽略了两者的联系，这一点在思考当代民主社会中大众传媒的角色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Garnham1992：359~360）。 

　　加纳姆认为，尽管这些批评有助于完善哈氏的理论，然而它们并不能贬低《公共领域》的三大优点：（1）它聚焦于大众公共传播制度与实践之间和民主政治的制度与实践之间经久不变的联系；
（2）它注重任何公共领域所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3）它避免了“自由市场/国家控制”这种简单的二分法，而这种二分法在欧美支配着传媒方针研究。出于两个原因，上述优点在今天可能比当年更有价值。其一，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和全球性私营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民族国家的基础正在动摇；
而在传统上，在民族国家的政治架构内，公民权问题以及传播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和公民权的性质。为了民主地控制全球经济和政治，我们必须培育新的政治体制和公共领域。其二，西欧传统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有如下特点：市场力量增强；
在文化资源分配方面改革既有的公共服务模式；
电视机成为越来越个人化、家庭化消费方式的中心；
市场上出现享受昂贵的专门化信息和文化服务的信息富人（thein formation-rich）和接受日益同质化的大众性娱乐服务的信息穷人（thein formation-poor）；
信息和文化领域从国内转向国际以及随之而来的音像新产品的激增；
国家电信垄断产业的放松管制和私营化；
赞助商对体育和艺术的渗透；
在削减公共开支的压力下教育和科研机构转向私人筹措资金；
将经济效益视为提供公共信息的标准。这一趋势的结果将改变文化界中市场与公益之间的平衡（Garnham,1992：360~363）。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迈克尔·舒德森教授则以美国为个案，以公民的政治参与和理性一批判的政治交往这两个公共领域的要件入手，探讨了在美国有无公共领域的问题，进而得出了以下结论：在18世纪的殖民地时期，没有出现今天成为美国政治特点的一般意义上的理性—批判的讨论，有政治意图的骚乱要多于关于政治原则的讨论。在19世纪，政治交流并没有随着政治参与的实质性进展而变得更具有理性和批判性。如果我们根据刊登在报纸上的《联邦党人文集》来推断18世纪的政治、根据1858年的林肯—道格拉斯关于奴隶制度存废的大辩论来推断19世纪的政治，那就像以1974年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关于弹劾尼克松总统的辩论电视直播以及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讨论来描述1970年代的政治一样不可靠。这些都是特例，而不能反映各自时代的正常政治交流。因此如果说开展理性一批判的政治交流的公共领域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美国欣欣向荣，那是缺乏根据的（Schudson,1992：160、146）。针对一些附和哈氏的学者抬高政党报刊[11]、贬低当代主流商业性报刊的观点，舒德森没有像美国新闻史名家弗兰克·莫特（FrankL.Mott）那样，称政党报刊时期为“黑暗时期”，并将1830年代大众化商业报纸的兴起誉之为如日初升，但他指出，早期报刊躲避政治讨论和争议，甚至回避本地新闻。而在1840到1900年间，尽管有不少报纸附属于政党，但是报纸上政治讨论的内容和新闻的比重大大增加，政治参与程度达到了最高水平。而当代大众传媒上的某些专栏和节目发表的不同意见在某种形式上更接近于理性—批判的政治交流。因此他认为，就美国的情形而言，传媒“今不如昔论”站不住脚，换言之，哈氏对早期报刊有过誉之嫌（Schudson，1992：152—156）。 

　　同加纳姆一样，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媒介社会学中心主任汉斯·韦斯特拉滕教授更加重视公共领域理论在当代社会情境下的现实意义。他认为，哈氏的公共领域概念是以如下要素为基础的（Verstraeten，1996：348）： 

　　1．公共领域需要这样一个论坛：它对尽可能众多的人开放，可以在其间表达和交流多种多样的社会经验。 

　　2．在公共领域中，各种论点和意见可以通过理性的讨论来展开交锋。这意味着，只有在公共领域首先对于一个人可能作出的各种选择方案有一种明察的情况下，“理性的”政治选择才有可能。与此同时，传媒应该提供尽可能宽广的解释框架，以便使该公民也能够知晓他没有选择的方案是什么。 

　　3．系统地和批判性地检验政府的政策是这种公众领域的首要任务。 

　　从以上公共领域的结构特点可以得出以下与传媒有关的重要结论（Verstraeten，1996：348~349）：（1）公共领域概念决不可以同公共广播电视法规混为一谈，因为西欧的大部分公共广播电视公司提供了许多公共领域受控制的实例。（2）上述结构特点恰恰表明，这样一种“公共领域”从来就没有真正出现过，充其量只有某种“萌芽”，既然如此，就无所谓公共领域的衰落与退化。因此我们对传媒与公共领域关系的探讨与怀旧复古、回归19世纪无涉。恰恰相反，我们首先需要立足于当代的社会情境，使公共领域的概念具有现实的意义（Verstraeten，1996：348~349）。 

　　韦斯特拉滕认为，有鉴于此，不能对公共领域中的理性作出过于狭窄的解释。尽管这与当代社会领域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传播、合理性和主体性——相关联，因而极为复杂。如果这种理性指涉的只是关于各种“严肃的”社会性主题的理性的和理由充足的讨论，那就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即只有传媒的信息传递功能才受关注。事实决非如此，传媒提供娱乐的功能（这在电视上居支配地位）在促成公共领域的转型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Verstraeten，1996：352~353）。 

　　韦斯特拉滕强调，当代传播学者似乎应重新认识麦克卢汉和他的老师哈罗德·英尼斯（HaroldInnis）的观点，而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技术决定论”，应以媒介技术研究为重要使命。视听媒介的发展强烈地影响着公共领域的结构。电信不应被视为一种在两个分离的“地位环境”之间达成快速沟通的技术手段，而应被视为大大改变社会地位的媒介。有了电信，人们对于其他社会群体的“不在场”（“off-stage”）行为有了更多的认识，因此电信将公共领域中的人们安置在不同的位置上；
公共领域将有更大的动力，不再仅仅以“在场”（“on-stage”）的行为为基础（Verstraeten，1996：354~355）。 

　　看看哈氏自己后来的评价也是颇有意思的。到1990年代初，他已经放弃了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Cahhoun,1992：40），转而比较认同西方社会的传统价值观了[12]。他在1990年3月为《公共领域》德文新版写的序言中承认，“如果我今天重新研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也许，与当初写作本书不同的一点在于，我的评述会少一点悲观色彩，我所假定的前景会去掉一些固执的成分”（哈贝马斯，1999a：xxxii~xxxiii）。苏联东欧的巨变转型使他重新看到了“福利国家大众民主”(“welfarestatemassdemocracy”)的活力和他过去小视的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在这场变革中的作用（哈贝马斯，1999a：xxxii）： 

　　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巨变构成了链形事件，它不仅是电视转播的一个历史事件，它自身正是通过电视转播的方式完成的。大众传媒不仅起到了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作用。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不同，电视使得游行民众在广场和街道的真实在场转变成为无所不在的在场，因此，它们展现出了革命力量。 

　　由于哈氏公共领域理论的精深、国内研究的有待深入和笔者的能力所限，在这里只能提一些个人的浅见。正如卡尔霍恩所言，《公共领域》一书的最大贡献不在于给出了某种权威性的论断，而在于它作为一部硕果累累、灼见四射的发电机，不断激励着新的研究、分析和理论（Calhoun，1992：41）。欧美学者对它的褒扬和批评都证明着它的价值。如果我们抽去“资产阶级”的限定语，那么公共领域作为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国的情境下，也是很有研究和借鉴意义的。首先，一个合理而健康的国家应当努力营造一个公私分明、自由和责任界限清晰的社会。其次，现代法治国家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媒介环境，使传媒与国家、社会和公共形成良性互动，维系民主与法治；
第三，传媒应明确和维护自己的社会公器角色，成为公众的信息平台和公共论坛，防止在不良政治和经济势力的侵蚀下退化。第四，传媒所传递的是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的理性的和批判性的声音，而不是非理性的和被操纵的意志；
第五，传媒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仍就是一个基本方法，但是必须有所发展；
第六，传媒与高新技术和新经济的关系以及新技术对传媒和社会的影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在2000年10月20~21日举行的世界新闻传播100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参考文献
　　一．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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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耀明(1997)，“新闻自由：可变的公共空间”，香港：《明报月刊》1997年5月号。 

　　[美]戈尔曼，罗伯特（1990），《“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重庆：重庆出版社。 

　　[德]哈贝马斯（1999a），《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 

　　[德]哈贝马斯（1999b），“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梁光严译，北京：《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 

　　[德]哈贝马斯（1999c），“兽性与人性——一场法律与道德边界上的战争”，北京：《读书》1999年第8期。 

　　孟威（2000）：“‘合理化’的意义与实现”，北京：《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2期。 

　　欧力同（1997），《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重庆：重庆出版社。 
　　
　　汪晖、陈燕谷主编（1998），《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 

　　翁秀琪（1993），《大众传播的理论与实证》，台北：三民书局。 

　　张锦华（1994），《传播批判理论》，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附录： 

　　《旁观者》的宗旨 

　　（《旁观者》第十期，1711年3月12日） 

　　艾迪生
　　我非常满意地听说，在京城里大家天天打听我这家刊物的事，每天早上文章一登出来，大家都认真、专心地看。出版商也对我说，现在每天报纸已经发行到了三千份。这就是说，假定每份刊物有二十个人看（这是我客气的估计），那就可以断定，我在伦敦和威斯敏斯特两地大约拥有六万名信徒[13]——这些人不同于他们那些浑浑噩噩的同胞，而是（我如此希望）立志要把自己从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这么一大批读者既已召唤起来，我自然要不遗余力，使得他们的教育引人入胜，使得他们的消遣富有实效。为此，我要竭力让道德带上机智的光芒，让机智受到道德的制约；
那么，可能的话，读者在对今天进行思考之中也就可以从两方面得到教益。另外，为了使他们的美德和决断不至于仅仅变成短促、匆忙、断断续续的思想闪念，我决心每天不断地使他们重温自己的心得，免得让它们随着时代潮流一同堕入罪恶和愚昧的无望状态。人的心灵犹如田地，一旦弃而不耕，则愚妄之念便如杂草滋生，惟有依靠持久不懈的教化才能将其刈除。有人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人间。我不自量力，愿意让人说我把哲学从私室、书库、课堂、学府带进了俱乐部、会议厅、茶桌、咖啡馆之中。 

　　一切治理有方的家庭，每天早晨都要抽出一个小时享用早茶和奶油面包。我要特别向这些家庭推荐我自己沉思默察的成果[14]，并且诚恳劝告他们，为了对他们自己有好处，应该把本报当作茶点的一部分加以预订，以便及时浏览。 

　　培根爵士说过，一部精心撰写的好书，跟它那些对手竞争起来，就像摩西的蛇[15]一样，能把埃及人的蛇全部一口吞掉。我自然不会狂妄到认为凡是《旁观者》所到之处，其他报刊一律为之敛迹。但是，如果能把本国的实况告诉读者，比起让他们自己去打听在莫斯科公国[16]或者波兰所发生的事情；
或者说，在我们进行消遣的时候，究竟阅读那些有利于消除无知、忿怒和偏见的作品，还是阅读那些容易煽起仇恨、使得敌对情绪难以和解的作品——二者到底哪一个更有好处，我愿意提请读者自己考虑。 

　　其次，我要把本刊推荐给那些我理当看做兄弟和盟友的人每天阅读——我指的是那些和我同属旁观者之流的绅士们：他们身居尘世之中却不为俗务所牵，或因家道殷富，或因生性疏懒，于冷眼旁观世人之外别无他事。在这个阶层里包括耽于空想的商人、挂名的医生、皇家学会的会员、不爱辩论的律师，以及丢人差事的政治家；
一言以蔽之，就是那些把天地看做大剧场的人，他们的志愿是对于人间戏剧中的各个角色作出正确的判断。 

　　还有一批人，我同样要把他们算在自己读者的圈子里；
对这些人，我称之为社会的空白点，因为他们头脑空空，每天只好指望在处理事务或与人交往中捞到一点思想。我常常用怜悯的眼光看着这些可怜的人，当我听见他们刚一碰到什么人，就问人家：有什么消息没有？——他们就靠着这种办法去搜集自己的思想材料。这些脑子贫乏的人不挨到上午十二点就不知道应该开口说些什么，因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对于当天的天气才有了可靠的判断，才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刮，而且也知道了荷兰的邮船[17]到底来了没有。我真心实意地请求他们，与其天天依赖自己碰上的头一个人，与其天天根据上午接受了什么思想影响再来决定自己在这一天里究竟应该庄严肃穆还是嬉皮笑脸，不如干脆待在自己房间里读一读我们的刊物。我保证：一定每天向他们灌输稳健可靠的意见，使他们在十二小时以内不乏清谈之助。 

　　然而，比起其他各界来说，本报对于妇女界要算最有用处了。我常常觉得，我们没有尽力量、想办法让我们的女同胞有些正当事业和消遣。虽然为她们似乎也安排了一些娱乐活动，但多半只是把她们当作妇人女子，而没有把她们看成万物之灵的人类。梳妆台就是她们的用武之地，把头发梳理成某种样式就是她们生活中的大事业；
用一个上午挑拣出一副缎带就是了不起的工作；
到绸缎店、杂货铺走那么一趟就累得她们一整天再也干不了别的什么事了。缝纫和刺绣是她们的正业，做果酱和甜食是她们的苦活儿。这自然是指一般妇女而言。据我所知，另有不少妇女，生活方式高雅，见客谈吐不俗，活动在知识与美德的高尚领域之中，不仅衣饰华贵，而且还有心灵之美，须眉之辈见之，不唯爱慕不止，敬畏之心也油然而生。我希望通过出版这份刊物来扩充这一类妇女的人数；
尽力把本报办成一种即使无益、至少无害的消遣读物，把妇女读者的心思从那些极无聊的琐事中吸引过来。同时，即使对于那些最美好的人性典范，我也愿再加琢磨，使之更臻完美；
因此，我除了指出在她们身上那些足为女性之光的美德，也要指出在她们身上那些构成女性之累的瑕疵。所以，我希望这些温柔善良的读者们每天为本报拿出一刻钟时间，因为她们手里的时间多的是，扔掉这么一刻钟也耽误不了她们的正事。 

　　我知道，许多好心的朋友非常为我担心，觉得我天天出报，目不暇给，怕我不能把刊物一直这么生气勃勃地办下去。为了让他们在这方面安心，我可以忠实地答应他们：一旦文笔枯窘，立刻停刊大吉。我这么说，可能会被一些小能人当作对我大加嘲笑的话题。他们也许会不断向我提醒我说过的话，要求我实现诺言，正告我停刊的时辰到了，等等，等等。因为那些小机灵鬼们只要抓住一个可以卖弄口舌的把柄，是绝不肯放过向善良君子说说俏皮话的机会的。然而，请他们也不要忘记：我这么说，也就等于提出了免诉申请，取得了不受类似嘲弄的权利。（摘自《伦敦的叫卖声》：19~23，文字略有改动） 

　　[1]又译“公共空间”（港台）、“公共圈”（日本）。 

　　[2]近有一文评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但与公共领域理论无直接关联，也不涉及传媒（孟威：2000）。 

　　[3]重庆出版社的大工程“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第一批书目中有哈氏的《交往与社会进化》（1984年版）、第三批书目中有哈氏的《交往行动理论》（第一、二卷）（1994年版）。 

　　[4]1989年9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英文版问世举办了一次国际性研讨会，到会者有来自文、史、哲、传播学和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欧美学者（Calhoun,1992:viii）。 

　　[5]笔者多次在学界谈及，对于德国这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的发源地，中国大陆至今尚未有一本正式的专门出版物予以译介，1999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曹卫东先生等人的德文译本《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问世，不但对整个学术界是一项善举，也让多少弥补了一些缺憾（同时出的中译本还有哈氏的《认识与兴趣》和《作为生产和技术的意识形态》）。 

　　[6]阿伦特的用语是public domain。 

　　[7]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的《伦敦的叫卖声》一书收有斯蒂尔和艾迪生在《旁观者》发表的3篇文章，参见本文附录。 

　　[8]哈氏在其他著作中指出，从19世纪末开始，自由资本主义（liberalcapitalism）转变为他所谓的“当下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有人译为“晚期资本主义”，本人认为不妥）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发达资本主义”（“advanced capitalism”）。 

　　[9]几乎与哈氏同时，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创造了“假事件”(“pseudo-event”)一词，后演变成“媒介事件”(“media event”)（Boorstin，1961）。 

　　[10]该书出版之初，德国国内的一些左翼青年抨击它排斥了无产阶级公共领域，未能充分把握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日常生活（包括大众传媒），夸大了被理想化了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解放潜能（Garnham，1992：8）。 

　　[11]哈氏称之为传播“信念”的报刊（哈贝马斯，1999a：221）。 

　　[12]他在1999年北约—南斯拉夫战争中的立场表明了这一点（哈贝马斯，1999c）。 

　　[13]“信徒”指读者。 

　　[14]指作者在《旁观者报》上发表的评论。 

　　[15]摩西的蛇，典出《出埃及记》第七章：摩西和他哥哥亚伦在埃及法老面前施行法术，亚伦把杖丢下，变成一条蛇。埃及的术士们丢下各自的杖，也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此处作者把亚伦的杖化蛇误记为摩西的事。 

　　[16]莫斯科公国，俄罗斯的古称。 

　　[17]邮船来了就带来新的消息。 

第2篇: 公共领域

《申报》与公共领域
作者：陶许娟 熊裕娟
来源：《新闻世界》2011年第08期

        【摘要】20世纪30年代，《申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团结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以《自由谈》为阵地,关注社会事件,开展社会批评,拓展世界眼光,研究社会问题,倾注人文关怀，建构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领域。

        【关键词】《申报》 黎烈文 自由谈 公共领域

        一、何为“公共领域”？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曾作出这样的界定：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公众。①

        公共领域是由各种自发的或有组织的公众聚会场所和机构的总称。这些场所与机构包括：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基于各种目的和兴趣而组成的阅读小组、私人社团、学术协会、宗教团体以及为娱乐和对话提供公共活动空间的剧院、博物馆、音乐厅、咖啡馆、沙龙、茶室等。

        二、黎烈文时期的《自由谈》与公共领域

        《申报》副刊《自由谈》创办于1911年。1932年12月，在《申报》创刊60周年的时候，《自由谈》进行改革，史量才更换主编，延请刚从德国留学回国的文学青年黎烈文主持工作。黎烈文与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胡愈之、夏丐尊、巴金、老舍、李辉英、张天翼、唐锼、徐懋庸、王任叔等一大批进步作家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些作家都踊跃的在《自由谈》上发表进步的文章，使得《自由谈》成为进步舆论的公共领域。

第3篇: 公共领域

浅析网络公共领域

摘要：自哈马斯提出公共领域概念以来，公共领域成为当今传播界重要的讨论议题。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野是现代生活的一个基本状态，健康发展的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它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政治文明建设、公民文化形成意义重大。随着互联网时代时代的来临，公共领域出现了新的发展形态——网络公共领域。它不仅满足作为公共领域的一般要求，而且在主体、场域和对话机制三方面都具有新的特征。

关键词：公共领域 网络公共领域

20世纪50年代德国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最先提出了公共领域这一概念。20世纪60年代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马斯在通过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果转型》对其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并产生了广泛影响。哈马斯公共领域的定义是：“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结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
但私人随机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利机关本身，以便就基本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利机关展开讨论。”哈马斯上述定义支出了公共领域必备的三个要素：公众、公共空间、公共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作为信息社会的载体和交流的一种手段，凭借其开放性、便利性、互动性、信息的丰富性、服务的多样性的特质，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扩展，迅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传播工具大演变跨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它的诞生打破了以往传媒自上而下的控制状态，任何人都可以以低廉的成本发布、传播和接收信息，任何人都可以在这样一个公共领域中进行交互式的讨论，展开多对多的传播。因此，互联网的出现，决不仅仅是传播手段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状态——网络社会的来临，也直接导致了网络公共领域的产生。

一、网络公共领域的产生

实现与互联网的全功能接入94年以来,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已经走过了10多个年头,作为新的媒介极大地影响了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网络，特别是公共讨论区(BBS)的即时、交互和迅即传播的特点，使得网络在近年来的中国公共事件中日益扮演了核心的作用,成为了“公共舆论的发动机和公共讨论的平台。”日本人珠海买春案、孙志刚案、刘涌案、苏秀文案等等，有大规模网民以不同方式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民间舆论表达最活跃的平台之一。

互联网提供了一条释放感情的路径，尤其因为它是互动而不是视觉性的，身份又可以隐匿，公民新的交谈方式于是从网络世界中初步形成了。纸张传媒到电子传媒再到网络传媒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公共领域的影响力度，扩大了公共领域的影响范围，也改造了公共领域本身，出现了超越国家的新公共领域——从传统的国际间非正式组织到全球网络自由交往空间，即网络公共领域，它极大地推进了公共领域理论的发展。网络公共领域具有以下特点：

(1)水平、多方向的信息传播。网络媒体的信息传播是水平进行的，在互联网上，随时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BBS、讨论组等方式发表意见，交流思想，与讨论，网络的这种开放性和参与性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平等交流的空间。在互联网上，人们可以主动地搜索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可以选择报道的深度和报道的媒介形式 ，通过网络与新闻来源对话，直接对新闻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评论，甚至本人参与新闻的制作过程。

(2)开放的、公开的参与氛围构成网络公共领域的情境。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 网络媒体鼓励受众参与讨论，并且为受众提供讨论的空间。就网络新闻而言，每条新闻的后面都会有一个“讨论”的标志 ，点击“讨论”，就进人了该新闻的讨论区，任何人都可以将自己的意见或看法粘贴到留言版上，进而形成了一个关于这条新闻的公共讨论的空间。

(3)在网络公共领域的产生过程中，电子论坛成为名副其实的公共领域。电子论坛也叫“BBS”，它是用计算机及软件建立的一种电子数据库，可以让人们登录，并在上面留下各种各样的信息，任何用户都可以在这个公共区域里阅读或提交信息。通常来说，BBS上话题广泛，人们可以在上面分享各种信息及资料，也有一些BBS用来讨论很专门的话题。

(4)在网络公共领域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开始模糊。私人的信息有意或无意地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时下流行一些名人纷纷在互联网上开立自己的“博客”( blog) ，使私人的信息得到广泛的传播。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借助于网络迅速蹿红。“芙蓉姐姐”之后有了“芙蓉姐夫”、“犀利哥”、再后是“奔跑哥”、“网络小胖”……由以上可知，无论当事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网络公共领域开始入侵私人领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网络不仅是将私人信息发布到公共领域的平台，也成为了进入他人私人领域的工具。

二、网络领域新特征

公共性的网际互动不仅满足公共领域的一般要求，在主体条件，场域和对话机制三个方面都更加趋近于“理想的言说情景”。

1、网络社群是公共领域的新主体

与私人领域主体间关系的不平等相反，公共领域强调主体自由和话语权的平等与理性，三者相互关照，缺一不可：理性的表达，理性的协商，形成理性的社会共识。围绕着公共问题，为了公共利益，形成公众舆论，这既是公共领域的主体要素，也是公共领域的结构性特征。互联网发展意味着在现实的世界之外，一个人造虚拟世界生长起来。人类游走于现实和虚拟两个世界，扩展和丰富了主体生存的空间与意义。“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自然平台与数字平台，相互交叉，相互包含，从而使人的存在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在虚拟社区运行规则中，大众传播模式中的“意见领袖”地位不复存在，针对同一公共问题，所有成员的信息是对称的，部分消解了传统社群中某些人的信息优势与价值优势，这意味着网络公共领域中，自主自律的个体话语权的平等。以真实社区为脚本建立的虚拟社区，既可以是真实社区在虚拟世界的延伸，也可以拥有完全不同于真实社群的价值认同体系。在虚拟社区里、家庭、地域、民族、国家、种族、阶层、地位系统、职业系统等符号体系对成员认同的影响力可能下降，甚至是可以有选择的忽略乃至颠覆。

2、网络空间是公共领域的新场域

典型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里，对话得

以展开，共识得以形成。公共领域的扩大，一方面表现为话题在社会的维度下延伸 其内容无所不包；
一方面表现为批判功能增强，其领域从文学蔓延到政治。公共议题的多样化与政治批判功能的发挥是衡量公共空间发育的两个重要标准， 也是公共领域存在的场域条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积极推进信息化建设，构建服务型政府、透明政府的努力是政治国家回应当代市民社会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的政治行动。“华南虎事件”、“周久耕事件”和“躲猫猫事件”等典型案例中网络民意对公共政策的最终影响，说明网络平台增强和放大了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批判功能。

网络公共空间最大的特征就在于提供了网际互动的革命性技术。这主要表现在：其一，最大的开放性，最小的限制。任何人只要遵循基本的道德规范，都可以以浏览、下载、上传等方式分享互联网资源；
其二，非地域性。不同于传统受地理局限的传播空间，由“比特”所构成的数字空间几乎没有边界。随着人类对自我和世界认识的深入，这一人造虚拟空间的内涵还将不断丰富；
其三，互动方式多样性。与传统一点对多点的集中控制信息传播方式相比，虚拟社区的信息传播方式呈现出网络化、非线性、多点对多点的分散传播特征 。

3、网络对话是网络公共领域新的民主机制

公共领域本质上是对公共舆论形成过程的一种理论抽象或实体描述，是通过聚会、社团、媒体等形式公众进行自由对话、公共交往的机制。“自主自律的公众通过交往活动，将生活世界的议题置于公共领域中自由讨论、辩护和批判”。同时这也是公共领域的民主机制，从公共领域发展的历史看，古希腊广场对话、封建时代的代表型公共领域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经历了一个民主内涵逐步丰富的漫长历程。

公共领域强调的公共性不仅包涵个体自由的表达、“差异性的同时在场”，更包涵个体彼此尊重，对话协商，经由“理性辩论”形成社会共识的机制。“本来意义上的公共性是一种民主原则 这倒不是因为有了公共性，每个人一般都能有平等的机会表达其个人倾向、愿望和信念，即意见；
只有当这些个人意见通过公众批判而变成公众舆论时，公共性才能实现。”传统公共舆论的形成机制中，“意见领袖”、报纸或电视媒体扮演了信息传播的中介角色。然而，当国家新闻机器逐渐控制了原本为公众服务的媒介时，社会的对话被管理起来，而媒介集团本身也被意识形态所操纵，这就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衰落的直接原因。当公共舆论政治批判功能逐渐丧失时，公共领域本身也走向社会的国家化。

三、网络公共领域的社会影响

互联网上人与人的交互行为缔造了网络公共空间,网络公共领域的出现,正悄无声息地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网络公共空间无论从外在表现形式、传播内容的类型、内部的群体构成、运行机制都必然与现实生活中的交往存在差别,这最终将影响到网络舆论的建构及其社会影响。

网络公共领域为公众提供了更加充分的信息，为公众讨论提供了便利，为公众开辟了政治参与的新途径。这样, 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开放、平等、自由的公共空间,以其影响的广泛性、内容的丰富性、形象的直观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政党与群众的沟通方式。现代西方政党将大量的竞选经费投入到包括网络在内的各种媒体中,借助于媒体的技术性优势和声望,发表政治承诺,宣传思想和政策,以保证民众在选举前有同等的、有效的机会充分知情。199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率先在因特网上建立网页,使人们能够克服时空限制,随时随地了解政党领袖的言行、政党的活动安排及政治主张。法国社会党不仅利用因特网宣传党的思想和历史,而且定期组织网上见面会,让党的领导人直接与党员、选民、同情者对话;在网上全程转播党的代表大会,在政治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之上。

四、网络公共领域中的挑战及其应对

欧洲委员会中负责信息社会和企业的委员E.L.利卡宁曾指出:“因特网已成为真正的全球网络。这个网络的开放性是其取得成功的根源,但是这种开放性也使风险不可避免,因此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欧洲的总体战略,以应付现有的和正在出现的安全威胁。”互联网既能够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内聚力,成为巩固政党执政地位的重要力量,也会成为分化内部力量、威胁国家政权和有损政党权威的武器。同时信息技术也可以被用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信息既可能促进现有社会秩序的稳定,也可能会对支配性社会秩序构成挑战。目前,在网络公共领域中的挑战主要有三个: 信息强国的网络文化霸权、非国家主体的挑战行为和网上无政府主义。

在公民已越来越多地参与因特网活动,并从网络服务中获益的情况下,公民网络道德意识的培育,也引起许多国家政府的重视。这需要人们提高在虚拟世界中的社会公德意识,认识到因特网的好处和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自觉规范其网络言行。只有在用户和潜在用户的道德意识达到一定的水平时,网络内容的过滤与定级系统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代码、质量等级标识等安全措施才能产生实际效果。

政府还要推动互联网的建设和网络知识的普及,将更多的公民纳入到网络公共领域中。尽管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迅速,上网用户超过1亿,但这个数字相对于全国 13 亿多人口而言仍然只占到较小的比例,而且上网人数的地区分布和年龄分布极不平衡。社会上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由于主观原因或客观条件不具备,还不能充分享受互联网的便利,他们也就被剥夺了互联网公共领域的政治参与机会。经济水平和公民的文化素质限制了部分公民选择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新兴的利益表达机制,造成了网络公共领域参与者社会成分不平衡的缺陷。因此,各级政府要积极推进网络普及工程,普及网络知识,让绝大多数人能够充分享用互联网资源,真正发挥互联网作为“第四权力”的功能。

总之,在现代社会中,一方面,政府要以平静的心态和宽容的理性对待网络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正负效应及其对执政党建设带来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另一方面,公民在网络空间享受到的民主权利和信息自由需要政府提供优质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予以保障。党和政府不仅要加强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建设,制约网上行为,调整网络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也要通过网络道德意识的培育,使公民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中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只有积极、稳妥地利用网络资源和技术优势，同时积极地抑止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危害效应,网络公共领域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新生力量。

参考文献：

[1][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1964)[A].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C].北京:三联书店,2005：125.

[2][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2.

[3]转引自袁峰,顾铮铮,孙珏.网络社会的政府与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8- 191.

[4][德]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第37-38页

[5]杨礼银：《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3年版

[6]展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第126页

[7]邱鸿峰，杨松：《网络传播 公共领域与行政控制》，《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第6期

[8]德得特勒夫霍尔斯特著，章国锋译：《哈贝马斯传》，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

第4篇: 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简述

摘　要:市民社会理论在历史发展中经历了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和文化社会三个阶段,哈贝马斯在市民社会理论第三阶段即文化社会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公共领域理论。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是国家权力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缓冲地带,其核心诉求是通过观念和文化的力量对抗政治权力,用观念启蒙来影响公众和政治权力持有者,不断发扬和扩大民主。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对于规范政治权力、促进后发国家理解现代性问题、启示人类解放的途径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哈贝马斯;市民社会;公共领域

按照哈贝马斯的论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了各种形态的国家主义。在西方,打着凯恩斯主义旗号的国家干预政策逐渐大行其道,名学宿儒绞尽脑汁为新兴的国家主义寻找学理上的论证和支撑;东方一些国家则以列宁主义为核心,建立起国家覆盖和管理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新制度。然而,当国家主义的弊端尽显无遗的时候,当国家和社会都不堪重负的时候,学术界又开始寻找一度迷失的市民社会理念,试图重建政治国家与社会的合理关系。在哈贝马斯看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的现代性理想依然有着强烈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如何发挥市民社会的自治和自主量、如何复兴公共领域的理性的批判性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学术界重点探讨的问题。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 (1)政治社会、公民社会和文明社会阶段。它主要包括古希腊和近代早期的市民社会思想。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就既有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意思,又指文明社会和道德社会。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和家庭做出的区分,成为后世划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先声。受古典市民社会概念的影响,近代早期的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人都提出了在政治社会和自然社会二分中界定市民社会的主张。在这些理论家看来,在自然社会里,或者充满争斗,或者无法永远保持自由和平等的状态,所以人们需要通过缔结契约的方式来克服前政治和前国家的自然社会的弊端。(2)经济社会阶段。主要包括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他们的理论认为市民社会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生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自组织生活。他们的理论也是对现代社会日益被划分为经济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但是,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的解放并不是人类的解放,市民社会的解放充其量不过是有财产的人的解放,而人类的解放需要通过市民社会的自我扬弃来实现。(3)文化社会阶段。主要包括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等从事文化批判和建构的学者与学派。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所包括的不是‘整个物质关系’,而是整个思想文化关系;不是‘整个商业和工业关系’,而是整个知识和精神生活”。葛兰西开辟的市民社会理论成为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基础。哈贝马斯是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在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公共领域”概念,而且建设性地研究了公共领域的发展路径和结构转型,为后发国家理解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狭义上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公共权力之间的缓冲地带。

随着哈贝马斯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传入中国,公共领域开始成为中国学人关注的新领域和新课题。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实际上是狭义上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公共权力之间的缓冲地带。克雷格·卡尔霍恩曾指出:“正如查尔斯·泰勒指出的那样,至关重要的是区分市民社会话语中的两大分支:其中之一沿着弗格森和斯密的进路,强调市民社会所具有的经济体系特征,另一分支则追随孟德斯鸠、卢梭和托克维尔,强调由自主团体所产生的社会关系。”所谓狭义的市民社会,是指市民社会所具有的经济体系特征,也就是市场经济体系。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居于公共权力与市场经济体系之间,在这一缓冲地带,其“核心机制是由非国家和非经济组织在自愿基础上组成的。这样的组织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了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它一开始的主要诉求是:“要求拥有自上管辖的公域,用它来反对公共权力自身,使后者介入争论——关于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这个基本上是私化的、但又同公众相关的领域中的支配性普通规则的争论。这种政治对抗的媒介是奇特的、没有历史先例的,那就是:人民对他们理性的公开运用。”也就是说,处于公共领域的人们不是为了获得政权,而是要改变政权。通过把一切都大白于天下、通过理性的辩论的方式而不是血淋淋的屠戮来进行民意与政权的博弈,以彰显现代性和现代文明的原则。

如果说现代性理想的核心是人的独立性,那么体现这一原则的社会组织框架就是普遍的契约。政治公共领域不过是持续不断地用这一原则去提醒和警醒公共权力机关,敦促它们更好地履行契约。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论坛,“在这个论坛中私人身份的人们聚集一起形成一种公众,准备迫使公共权力在公共舆论面前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众人发展成为公众臣民发展成为进行推论的主体,接受上面指导的人发展成为统治权威的对手。……凡受到公众评判的东西便获得公共性。公共领域除了行使政治功能,还自觉担负起关注公共自觉、群体认同和共同利益等任务。

在一些持有极端“原子式个人主义”观点的人看来,个人是独立自足的,他或她原本可以不去承担这样的责任,但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一切人类活动都要受到如下事实的制约:即人必须共同生活在一起”。既然生活在一起,就会产生共同操心,所以任何时代、任何组织都需要有关心群体存续的人,否则社会组织就会消亡,个人也没有了存在的基础。个人这种自主、自愿参与公共事务的情怀就是公共精神。公共精神自古有之,但直到现代社会,直到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它才获得了充分的展现,才有了切实合理的基础。

大致说来,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意思:

(一)公共领域意味着依靠话语交往形成公共舆论,使公共理性成为具有约束力的、文明的影响力。人们之间的关系受暴力、经济力量和表现为话语的文化力量的协调和制约。在前现代社会,暴力和经济力量居于主导地位。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表达自由、良知自由成为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人类的各种关系一般都要经过康德所说的“自己立法,自己遵守”的文化影响力的规范和制约。公共领域所形成的公共舆论就成为暴力和经济力量之外的另一个重要权力,不断经受其论证力量拷问的政治权力也具有了越来越大的合法性。

(二)哈贝马斯主要探讨了资产阶级政治公共领域。资产阶级政治公共领域的产生离不开政治国家与经济社会的分化。政治国家不是封建专制权力(主权在君),而是权力公共化主权在民。经济社会也不是封闭的私人庄园,而是开放的交换和需要体系。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资产阶级政治公共领域有了挑战政治权力的资本,其目的是通过非政治、非经济的自愿团体发掘民主思想的资源,通过自愿团体讨论形成的公共舆论来启蒙公众、制约政治权力。同时,资产阶级政治公共领域的目的不是夺取政权,而是要使得政权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原则更加合理与合法。

(三)随着福利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政治国家与经济社会产生了融合的趋势,这严重影响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生存空间、独立性以及批判性,文化批判的公众的公共领域也被文化消费的大众的公共领域所取代,公共领域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冲劲。

(四)公共领域有着诸如古代公共领域如古希腊城邦政治、代表型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平民公共领域和大众文化公共领域等形式。

(五)公共领域起初在哈贝马斯那里只是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相对的领域)之内的公共领域,后来哈贝马斯有意识地弱化了公共领域与市场经济的联系,把公共领域视为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和缓冲地带。并且,公共领域起初是植根在市民社会经济领域之上的;而到后来,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自治的文化领域几乎成了同义词。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有着一以贯之的核心内容,那就是重视文化和观念的力量,主张用动口而不是动手的力量来影响和制约政治权力,促进政治权力的文明化、合理化、合法化。而且公共领域最可贵的是它的批判精神,通过观念和文化的力量对抗政治权力,用观念启蒙来影响公众和政治权力持有者,不断发扬和扩大民主。可以说哈贝马斯不遗余力地在发掘理性与启蒙的资源,执著地用观念的力量来对抗和引导经验和现实的力量,难怪有人指责他的理论的乌托邦色彩太浓厚。但乌托邦难道不是人类脱离动物状态以后一种催人向上的力量吗?它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使人更像人吗?如果这个世界缺少了哈贝马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人类岂不是要堕落到连梦想和信仰都没有的地步吗?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不断反思、批判和构造现代性理想实现的程度和方式,它敦促公共权力意识到自己的边界,以各种形式唤起不同民族和地域的认同感,甚至为弱势群体反映自己的呼声提供了渠道,成了社会的良心和智囊。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核心诉求是致力于通过话语交往把公共性问题带入光亮中,以维护文化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M]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曹卫东等译 学林出版社1999

3、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 何兆武 译商务印书馆1990

第5篇: 公共领域

网吧：未来的新兴公共领域
作者：刘稚亚
来源：《经济》2015年第24期

        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所指的公共领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这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力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而网吧在很多人心目中的印象总是跟不健康沾边，比如在网上传播有害文化信息、引诱大批未成年人沉溺其中、无证照黑经营等。

        网吧为何能成为新的“公共领域”？这是因为随着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推出的一整套上网服务行业转型升级的方针的推进和落实，网吧将在未来得到有效清洗和改变，以集娱乐、教育、商务、通讯为一体的多维网络空间新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可见，结合互联网开放、共享、即时的特点，网吧未来的职能将不仅局限于一个“上网的地方”，而是一个可以公平自由交流的平台，这也是中国互联网上网服务行业自2013年9月行业转型升级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带来的最可喜的变化。

        服务：“公共领域”的基石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实现全功能接入互联网不久，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网吧）开始在国内出现。随着网民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互联网产品的日益丰富，上网服务行业急剧扩张。互联网一出现，就成为年轻人为之欢呼、着迷的新领域，但由于当时软件、硬件以及网络条件限制，家庭网络、移动网络都刚刚处于起步或者萌芽阶段，上网服务场所就成为满足年轻人上网的最主要的去处。上网服务行业在快速普及互联网，推动互联网发展的同时，由于当时认识局限、管理滞后，行业逐渐出现了系统性风险，主要表现在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大量进入并沉迷其中；
无证照场所大量出现、违法经营现象严重；
场所安全形势严峻，安全事故频繁出现，甚至发生恶性事件；
经营者唯利是图，行业整体形象恶劣，社会舆论把上网场所视为“洪水猛兽”、“过街老鼠”；
家长老师普遍反对，大声疾呼要求管理部门大力整顿甚至取缔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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