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虚拟科学：科学研究第五范式（精选文档）,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虚拟科学：科学研究的第五范式2篇
虚拟科学：科学研究的第五范式篇1
论公共管理的认知科学研究：范式挑战与核心议题
一、问题的提出人
既是自主的行为主体，也是不同层级组织的管理对象。因此，研究人类感知和思维信息处理过程的认知科学与研究社会良性运作机制的公共管理科学可以通过对人的认知机制理解而有机联结起来。由此看，把认知科学推进到公共管理，具有双重革命性意义。对于公共管理来说，其价值在于：首先，认知科学的解释，可以为社会运行和社会治理提供底层理论依据。心理是人行为的天然动因和必然伴随物。
认知是个体对外部或内部事物认识、分析判断、做出决定的心智过程，或者说是对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的外界事物进行信息加工的过程，对其机制的研究，就根本性地揭示着人、组织和社会行为规律，从而能够为社会治理提供底层知识系统和判断参照。其次，极大地拓展公共管理的知识领域。认知科学是包含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计算科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6个学科的学科群(Wilson Keil，1999：xv-cxxxii)。
把认知科学的学科群推进到公共管理，意味着公共管理有N6(公共管理领域认知科学)学科群的出现，可能出现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公共管理的哲学、公共管理的神经认知科学、公共管理计算科学、公共管理文化人类学。等等。第三，产生诸多新的公共管理手段。以认知为基础的新技术，正在形成无法想象的新生活方式，这些将成为公共管理的新问题，也是公共管理可以利用的管理手段。如计算机深度学习的处理器芯片，它以深度神经网络理论模拟人脑机制，极大地提高电脑的学习、判断、决策能力或水平，进行机器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
其技术想象是，用手机拍照就知道照片中的人是谁，可对众多视频进行机器智能归类，只要在路边随便拍下一棵树，就可以搜索到这棵树的所有资料。类似这样的发展图景，既带来了新的公共管理手段，也产生了新的公共管理研究问题，无疑可以极大地拓展公共管理的知识框架与边界。第四，认知科学的研究方法将极大地提升公共管理的学科规范水平。认知科学是以实验研究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经验学科，把认知科学推进到公共管理，意味着实验方法更多地进入公共管理，从而极大地提高公共管理的学科规范程度。不可否认，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公共管理的经验研究还相对疲弱，诸如实验研究方法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才刚刚进入公共管理研究。
然而，恰恰是公共管理可能更需要实验方法，因为其政策性的管理措施会影响更多的人群，更需要实验研究的论证。当然，公共管理具有价值和事实双重性，天然地存在内在紧张。1952年沃尔多批评西蒙试图建立一门价值中立的行政科学，西蒙随后进行了反驳。西蒙着眼于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更多关注学科的学术性追求;沃尔多则着眼于公共行政科学与人类生活的关联，强调社会关怀。西蒙主张，公共行政学应立足于逻辑实证主义，而沃尔多则主张能够体现价值取向的政治哲学的规范方法。
由此，公共行政学围绕政治与行政产生有大量的争论。学者们围绕价值与事实、民主与效率、价值追求的正当性(例如行政之恶问题)、学科范式、学术共同体观念等等进行了众多讨论。虽然他们的争论意图和侧重点不同，但能够把价值和事实统合起来的认知科学研究，无疑可以为类似的争论提供新的解释视野或框架，可能化解其困境。杂问题的求解。认知科学包括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科学等6大学科。这6个支撑学科之间互相交叉，又产生出11个新兴交叉学科：控制论、神经语言学、神经心理学、认知过程仿真、计算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心理哲学、语言哲学、人类学语言学、认知人类学、脑进化。
认知科学可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80年代，被称为第一代认知科学第二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被称为第二代认知科学。认知科学两个研究阶段奉行不同的范式：第一代的研究范式基于智能活动的表征计算假说，其核心观点是：认知是个体的，合乎理性的，抽象的，思维和知觉与行为分离，认知原理是普遍的，认知科学所探索的认知理论、方法、形式等可应用于一切认知环境。第二代的研究范式是，把认知看作为植根于社会性和物质性的活动，是以情境性或嵌入性为立足点的认知过程，其基本观点是：认知是社会性的，产生于人类所建构的环境中;认知是具身的，身体因素在认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认知是具体的，是语境依赖的;认知是接合性的，与周围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结果;认知是特殊的，严重依赖于特定环境。也就是说，个体与环境中的某些因素共同形成了一个新的认知主。这一范式被概括为4E范式，即体化认知(embodied cognition)、嵌入认知(embedded cognition)、生成认知(enactive cognition和延展认知(extended cognition)自主、意义寻求(Sense-making)、具身、生产性、经验性，从而与早期认知科学研究范式的对大脑的计算表征过程有实质性不同)。
这些是从认知科学自身发展的角度进行的范式分析。在笔者看来，认知科学的范式可以学科性地概括为：第一，总体上是理性主义的。它认为认知主体是个人利益算计或情感满足的，总是追求最大认知效能的。第二，认知主体是意志自由的。它认为认知行动者是自我选择、自主行动的。虽然后期的认知研究注意到了认知的情境性，但仍以认知主体为主动的行为选择为前提。第三，认知行动者的心理依据复杂多样，但是个体性的。认知科学新范式虽然认识到人的认知受其文化、情境等因素制约，但仍是从个体自身的角度理解这一特征的，并把这些因素转变为个体性的心理过程。
二、公共管理认知研究的关键变量
公共管理往往以宏大公共活动或现象为对象，较少关注其背后的微观心理机制，公共管理的认知科学研究恰恰弥补了这一不足。由于公共管理的认知科学研究是心理层面的，如何从心理层面给出宏观解释，就涉及学科框架性的关键变量问题。梳理相关核心变量无疑是进行公共管理的认知科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这里基于公共管理的国家逻辑来进行。从国家逻辑看，作为意义构建性的，有意识的社会性协作、控制、引导活动，公共管理是基于文化核心信念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部门寻求政体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管理活动。
虚拟科学：科学研究的第五范式篇2
科学研究的目的
2015年10月5日，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她与威廉.坎贝尔、大村智分享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屠呦呦成为第一个获得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也是继莫言之后的第二位中国籍诺贝尔奖获得者。前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教授曾在2011年与黎润红、张大庆联合在《中国科学》发表文章，叙述屠呦呦的工作，称之为“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然而，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由于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留洋背景、没有院士头衔，被媒体冠之以“三无”科学家的名号，这一名号始于屠呦呦女士获得拉斯克奖后的媒体报道中。屠呦呦女士作为“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这一“三无”科学家的名号与她是极不相称的。是何将屠呦呦女士置于这种名不副实的境地？这值得我们深思。我想，这应该与我国现行的科学技术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什么是科学技术体制？科学技术体制即科技体制。所谓的科技体制，即一个国家或社会所推行的科技政策，是推动科学进步、技术发展的大政方针。影响一个国家科技政策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其中，经济基础是影响一个国家科技政策的最根本因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为科技政策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文化因素和政治因素对科技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有时起到决定作用。当今的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力迅速增强，为科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华大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且自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开始，中国政府一直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积极鼓励科技创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地政策基础。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大量的优秀文化蕴藏其中，同时，中华民族有时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民族，积极吸纳外来文化，这些都为中国科学技术研究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文化氛围。然而，影响一个国家科技体制的因素，除了经济、政治、文化这些显性因素之外，还有许多深藏于这些显性因素之下的隐性因素，或者称之为“潜规则”，这些潜规则往往深植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和文化传统之中，且根深蒂固，很难破除。“集体主义”是自建国以来，中国社会所奉行的主流价值观，这种主流价值观体现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当然也不能例外。屠呦呦女士于1969年以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实习研究员的身份应召加入“523任务”，并于1971年下半年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其提取物抗疟作用达95%到100%，这一方法是当时发现青蒿素提取物有效性的关键。屠呦呦女士在中医研究领域取得了如此大的发现，然而，在1977年发表的第一篇中文论文却是以“青蒿素协助组”的集体笔名来署名的，并未出现屠呦呦女士的名字，而在其后1982年发表的英文论文是以“青蒿素及其衍生抗疟药合作组”来署名，同样也没有出现屠呦呦女士的名字。正是由于中国学界的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潜规则，使得屠呦呦女士在中药研究领域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未能及时被学界和世界认可，也使得屠呦呦女士沦为了“三无”科学家，也使得屠呦呦女士以个人名义获得诺贝尔奖之后而饱受争议。反观当下的科研领域，学界的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潜规则依然不绝于耳。“学术造假”这一词汇我们现在并不陌生，因为我们常常能听到。当我们说起学术造假时，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便会是“抄袭”。然而，在学术造假中，我们往往会忽略另一种形式的学术造假，即集体署名。许多毫无学术素养的人，利用这种集体署名制，使自己的大名加入到笔者之列，从而使自己成为某一学术理论的提出者之一。从屠呦呦女士因集体署名而不能使自己的科研成果得到学界认可而沦为“三无”科学家，到当今学界许多毫无学术素养的人利用集体署名而是自己获名获利，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潜规则值得我们深思。在中国的科技体制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形式的潜规则，即资历潜规则。资历潜规则，根源于中国悠久而灿烂的文化传统之中。在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文化中，有尊老的传统，因为长期的农业生产使中华子民认识到，“老”是经验和真理的象征。尊老传统于社会而言，必然大有裨益，然而于科学研究领域而言，则大有弊病。现在的科学研究领域存在着许多“气管炎”、“慢性老年性肺心病”等之类的课题，而这些课题的发起者中，不乏一些资历老名气大的学者，他们依靠资历或者在学界的地位，获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支持，而其它具有极高科研价值的优秀课题，由于它们的发起者资历浅、名气小，反而得不到充足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持，致使这些优秀课题惨死腹中。我们再反观屠呦呦女士。屠呦呦女士当年加入“523任务”时，科研条件是极其艰苦的，没有现代先进的科研设备，没有先进的科研理论的指导，当时的科研环境连三流也算不上，可是，屠呦呦女士却提出了里程碑式的中药研究理论并取得了极大地成果。面对这种事实，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现今的科学研究领域，在拥有极其丰富的科研资源的情况下，却迟迟不能取得显著地科研成果，而屠呦呦却在科研条件极其艰苦的七十年代取得了用乙醚提取青蒿素的伟大成就？现今科学研究领域的这种“老资历霸占科研资源”的现象，我们是不是应该深思这样一个问题，到底科研资源应该投资到什么样的科研课题当中？
现今我国的科技体制中，除了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潜规则和资历潜规则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潜规则，亟待我们去挖掘，去驱除。驱除科研体制内的潜规则的目的在于，推动科技创新，推动社会发展，造福于人民。笔者以为，驱除科技体制潜规则的首要任务在于明确进行科学研究的目的，只有为科学研究确立一个出发点和落脚点，科学研究才会一路披荆斩棘，才会促进更多科研成果的诞生。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造福于民，服务社会。评价一个科研课题是否有价值应该立足于它对社会的功用上，凡是利国利民者都应该予以肯定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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