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清至民国时期山西解州农业发展,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清至民国时期山西解州的农业发展5篇
第1篇: 清至民国时期山西解州的农业发展
民国时期的纸币
民国时期，在县内流通的纸币有下列七种：
兑换券 票面上印有“兑换券”字样。可兑换银两或银元。民国十年(1921年)，中国银行发行的兑换券首先流入本县，后交通、四明、浙江地方等银行发行的兑换券相继流入。当时兑换券面值每一元与银元一元相等，互相兑换，并行流通。中国银行在佛堂镇上设有银元收兑处，委托裕盛钱庄代理。商人因外出经商，携带兑换券方便，喜爱使用。到改行法币时。兑换券终止流通。全县货币流通量中，兑换券约占20％左右。
法币 又称国币，是民国24年(1935年)11月4日起、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时，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翌年2月又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法币开始流通，禁止银元同时流通，全县物价较为稳定。抗日战争前夕，国民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滥发纸币、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法币面额由最大的拾元券，陆续扩大为伍拾元、壹佰元、伍佰元、壹仟元，直至伍佰万元。法币面额不断扩大，物价不断暴涨，百姓受害。本县抗日战争前即民国26年(1937年)的物价与抗日战争后期物价对照表如下：
民国时期
民国30年5月物价比战前物价
民国32年4月物价比战前物价
民国34年2月物价比战前物价
民国36年2月物价比战前物价
民国36年12月物价比战前物价
民国37年8月物价比战前物价
上涨倍数
10
100
1000
1万
10万
370万
粮价上涨尤为突出。战前每市担稻谷(50千克)市价为法币4．6元，到民国37年(1948年)8月，同额的法币只能买稻谷半粒。
法币连连贬值，民众多次拒绝使用。从民国28年(1939年)起，在长达5年多的时间里，农村的“五匠”、雇农及城镇的工人、店员，向雇主要求以大米等实物计酬。民国30年(1941年)8月，法币面值伍拾元和壹佰元两种钞券流入县内，充斥市场，而小面值法币很少，影响商品流通，买卖发生争端。县商会向县府请求，要求银行“尽快收回大额法币”，增加小额货币，但请求未准。商人拒收大额法币，农民和手工业者，只得把大额法币打九折或八五折使用。同时全县掀起拒用大额法币的金融风暴，县政府以扰乱金融罪惩处。民国36年(1947年)春，黄金取代纸币在市场流通，每钱(3．125克)合上等白米100市斤(50千克)。法币只有银行、邮电、铁路、税捐等部门使用，民国37年(1948年)8月，国民政府为挽救经济崩溃，发行“金元券”取代法币流通。
储备券 全称“中央储备银行兑换券”。为汪伪政府“中央储备银行”于民国30年(1941年)在日寇侵占区发行的纸币。民国31年(1942年)5月，本县被日寇侵占，“储备券”流入县境。起初，仅在日军驻点附近强制流通。后来国民党县政府允许在本县流通，规定储备券与法币比价2：1。其间，县内商人到沪、杭、甬一带经商，从储备券到法币的比价中可以得利。于是储备券大量流入本县，泛滥贬值。民国33年(1944年)9月30日，县政府取消“储备券”与法币的原定比价，打四折使用“储备券”，但“储备券”还是不断贬值。翌年6月15日起，县政府只得又禁止“储备券”流通。实施禁用令的当天，市场紊乱，百姓怨声载道。
关金券 全称“海关单位兑换券”，是一种变相货币。民国20年(1931年)5月由中央银行发行，原为缴纳关税专用。1942年，关金券当作纸币流通，与法币比价1：20。翌年流入本县通行。关金券数量多、面额大，对通货膨胀推波助澜。1945年4月日军在城区、义亭一带高价收购关金券，一时与法币比价起了变化。义乌战时服务队向县政府请示后，设法制止，从而保持比价稳定。民国37年(1948年)8月，关金券与法币同时终止流通。
银行本票 抗日战争胜利初期，本县境内有国有银行发行的伍佰元、壹仟元、贰仟元和伍仟元四种定额本票，代替法币使用。民国35年(1946年)3月，民众在拒绝使用大额法币的同时拒用银行本票。省政府命令当地银行限期收回停止流通。
金元券 是在法币彻底崩溃的情况下，由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民国30年(1941年)8月发行初期，民众因信误传，以为政府发行金元券有黄金白银作准备。全县恢复以币交换，物价一时比较稳定，稠城稻谷市价每担为7元左右。当年11月，国民政府修正《金元券发行办法》。用金元券收兑黄金，由原来的每市两200元提高到1000元；
收兑银元由原来的每枚2元提高到10元，造成金元券纸币贬值，物价猛涨。是月底，市价稻谷每担上涨到83元，比10月涨价10．85倍。从此。以米代币的物物交换及黄金作货币流通，重新出现。1949年4月的稻谷市价比金元券发行之初上涨4．49万倍。5月，本县解放，县人民政府通令禁止金元券流通。
第2篇: 清至民国时期山西解州的农业发展
关于化妆专业“明国时期的发饰”制作的实验报告
实验时间：2010年
实验地点：戏美系化妆教室
实验对象：08级戏美化妆本专班
实验目的：能够系统的制作出民国时期的发型及头饰毛发（胡须），对毛发制作过程有足够的了解，材质、色彩等方面的归类。从设计绘画到实际制作，是学生简单明了的完成。
实验要求：了解民国时期的发饰，并熟练掌握发型梳理技巧，了解这一时代的文化，进一步对发饰进行了解。在制作的过程中，把握基础绘画，了解种类、制作器具，详细的制作流程，最终展示毛发制作作品
教学内容知识介绍及讲解：1、学习并掌握男子发式的种类（分头、背头、偏分头）
2、学习并掌握民国女子的保守派发型
3、学习并掌握民国女子的革命派发型
4、参考资料《我这一辈子》
5、在这过程中讲解并示范这一时期的发饰，重要的是学生们的动手实践
实验小结：在民国时期发型已趋于现代化，相对于学生的技法还是比较熟练的，尤其是女子发式，在技巧方面要求不是很多，很成功的表现了男性和女性的发式特点。
第3篇: 清至民国时期山西解州的农业发展
民国时期的空军 民国时期的空军
七、民国时期的空军 七、民国时期的空军 北洋军阀政府的空军建设力量是很微弱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建立空军起始于1928年11月军政部航空署的建立，其辖有航空第一队、第二队，飞机24架和上海航空工厂一所。1929年编建空军第三、四、五队，1930年又编建第六队，1931年编建第七队。1929年11月，中央军校航空队开学，1931年改建成军政部航空学校。1932年2月26日，国民党空军在杭州上空首次迎战日机。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空军接受苏联、美国等国的大量援助，包括飞机、飞行员、顾问、教官等。 民国时期的空军学校有南苑航空学校、奉军东塔航空学校、云南航空学校、广西航空学校、军政部航空学校、中央航空学校、中央空军军官学校、中央防空学校等12所。因为材料所限，本章选取的口述历史，只涉及到中央航空学校等4所。通过这几所学校的情况介绍，我们能对空军训练情况有所了解。 口述者简介 赖名汤（1910~1984），号晓庵，江西石城人。国军空军一级上将，参谋总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中央航空学校第二期、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历任空军小队长、轰炸机中队长、航校主任教官、空军留美学员总领队。1937年8月参加杭州抗日空战，1944年到1946年任空军第三路司令部参谋长。1949年去台湾。 王爱华（1913~），别号扶耕，辽宁镇安人。少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骑兵科毕业，历任副官、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副军长。 牛少齋，曾任国军57军军需处股长等职。
（一）民国时期的空军学校 1.从大元帅府航空学校到马尾海校航空班 劳声寰欧战期间，世人体认了飞机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各国均注重航空建设。我国各地创设航空机构、航空学校颇多，其中较有成绩的是广东、云南和东北。国父孙中山先生组大元帅府于广州，即创设航空局及办航空学校，最初的领导者多为返国华侨。在美洲的爱国华侨有志之士应国父“航空救国”号召，自费习航空，学成之后，募款购机返国，参加国父的革命阵营。其中最著名的是杨仙逸烈士，他在陈炯明叛变后担任大元帅府的航空局局长，对广东航空学校的创办贡献殊多。不幸杨烈士在实验水雷施放时失事遇难。不过后继者有张廷孟、张惠长、刘炯光等，是以北伐时期航空队颇为活跃。那时飞机构造简陋，飞机师冒险犯难参加作战，但以侦察敌情为主要任务，偶尔也投弹或以机关枪低飞扫射，作用不大。 北伐完成以后，一切建军工作次第进行，大空军的创建也始于民国18年。此年春蒋委员长从陆军官校第六期甄选了108名有志于航空而体格合格的学生，编为“航空班”，附属于陆军官校，着手训练飞航人员。我当时也参加甄选，可惜因腿部静脉扩张，不适于飞行，没有录取，自以为与空军无缘。未料如今蒋委员长要调我到航校去担任队官。 郑天杰北伐完成后，为响应航空救国，我亦转读海军航空班第二期。航空班学生住宿于海校宿舍，每天步行到马尾造船所飞机制造处上课。 在校受训期间，对教授航空原理的教官杨福鼎印象尤其深刻。其讲解飞机转弯飞行时，常以一口语：“有Bank（倾斜飞行）总有Turn（转弯飞行），有Turn总有Bank。”加以说明。 航空班规定学员于受训6个月后，派赴上海实施飞行技术演练。我受训6个月期满后，依例派赴上海。行前，校方举行体格检查，由美籍医生Dr.Gillet主持。Gillet医生持一蓝色纸要我辨视，我不假思索的以英文答曰：“Green（绿色）。”话甫一出口，自己心里立即警觉到答错了。英文蓝色应为“Blue”，而非“Green”。但因为当时年纪还轻，比较固执顽强，不愿承认自己翻译错误。反而将错就错，一律将测试用的蓝、绿色试纸分别以“Green”、“Blue”作答。Gillet医生因此判定我为色盲，体检不及格，遭校方淘汰。我即刻面见校长陈述原委，校长对我说：“不要紧！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飞行是极为冒险的事业，航空班二期学员，日后在上海实行飞行演练与抗战诸战役中，牺牲殆尽。 2.军政部航空学校（中央航空学校） 赖名汤在民国20年代初期，我国的空军仍在初创阶段，虽然当时的国防与战略思想，已从19世纪的海权观念，逐渐转入空权观念。我国因工业基础薄弱，顺应上项观念创建空军的一切装备，都是以昂贵的价格购自西方国家，所以对于运用这些科学工具的新兵种组成分子的要求条件异常严格。正确的认识、清晰的头脑、丰富的学识、敏锐的反应、优越的技能、追求新知的热忱与勇敢活泼冒险犯难的精神，是组成此一科学兵种每一分子的特点，而体能的优异更是新空军的基本要求。当时我国教育不普及、科学不发达、经济不繁荣，国民的营养、健康与体质，均难与西方经济与科技发展较速的国家相比较。要成立一支空军，真是成千上万的青年之中很难得获一完全合乎理想要求的成员。因为当空军的要求条件特别严格，就益加激发青年对空军的向往。许多条件较为优越的青年，多愿把握机会，一展扬威云表、振翅长空的壮怀。 我国当时训练空军的机构，为隶属航空委员会的中央航空学校，校址设在浙江杭州笕桥。这个学校就是后来空军官校的前身。我在武汉分校接受入伍训练时，中央航校（当时为军政部航空学校）已经办理过两次招生，招收社会大专青年。武汉分校并入南京陆军军官学校不久，中央航校接办第三次招生，并决定在第八、九期学生中考选部分学生转读航校。我当时并不想当空军，但队职官们与同学们认为我的学科成绩不错，都鼓励我报考，与试者约900人，只录取20人。于是，又意外地转入了航校第二期，踏入了我的世代祖先从未梦想过的新境界。 中央航校的校舍，初为因陋就简的普通营房，后来经过改建，规模之宏伟，设备之新颖，在当时据说堪与北平的清华大学媲美。航校教育采美式教学。教育长（后来为副校长）为毛帮初，即航校实际负责人。教育处长钱昌祚，曾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主任教官为罗兰先生（Rowland），同学们背后叫他阎罗王，一以形容他的威严，同时亦足以说明他施教要求的认真。修护教官为克拉克先生（Clark）。总医官是美国人。机场剪草的也是美国人，大家叫他剪草顾问。当时航校的机场是一片草地，没有跑道，草长时影响飞机起降，故须随时剪短。当时国人用手剪草，美国人已用剪草机剪草，这种机器国人还不会使用，因此随着机器有了“剪草顾问”。分组飞行的教官大部分是美国人，我的教官为肯特先生（Kent），后来他转任中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有一天当他的飞机降落昆明时，被日本战斗机击中而身亡。 我们入航校约两个月后，有一天从上海飞来20多架新飞机，都是由美国人驾驶。我们首次看到这种大规模的空中编队，每个人脸上都显出兴奋的神采。 我们的飞行教练，是航校教育的重点，大约分为初级、中级与高级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实施教学时，将全队同学分成若干组，每组由一位教官负责教学。在初级飞行时，肯特先生率领我们的一组，共有同学7人。我们的翻译官由同组的林文奎同学兼任，林同学为清华大学毕业，先读经济，后念地质，毕业后再来投考航校。初级飞行时，先由教官讲述要领，然后一同上飞机飞行。飞相当时间后，如果教官认为不必再行带飞时，即让我们单独飞行。记得我当初学飞，10个小时之后即开始单飞，首次单独驾机在空中的心情，真是难以描摹，个人感到异常兴奋，教官对我的表现也表示满意。
民国时期的空军 民国时期的空军学校(2)
初级飞行完成后，经过一次考试即进入中级飞行。待中级结训后，再升入高级，此时又要重新分组。凡飞行技术较佳与反应灵敏者，编入驱逐组，其次入轰炸组，在其次入侦察组，而被淘汰者则多学习航炸。 进入高级飞行阶段，教官尤其严格，要求适应与达成项目的范围与水准，亦更加复杂与提高。我们在这个阶段所飞的单座史霍特在当时是最好的飞机。 我们同期学飞者共100人，毕业时只有48人合格。淘汰率达52%。 航校当时除飞行外，另开设机械科，此为后来空军机械学校的前身。 民国22年夏，二期受训结束。毕业典礼由兼校长蒋委员长亲临主持，蒋夫人与宋子文部长亦在贵宾席上观礼。 毕业后，我奉派编入即将成立的驱逐机第一队，这是中华民国自己训练编成的第一支空军战斗部队。队长高志航上尉，副队长王天祥。队员都是我们的同学，大家都是见习官兼队员。此时我们虽已独立成为一支空军的作战部队，但因队长是教官，队员是同学，部队又驻航校附近，故精神上仍未脱离航校的范围。 高志航是空军英雄的典型人物，东北人，曾赴法国与苏联习飞行，当我们的队长时，约三十五六岁，短小精干，飞行技术高超，个性冲动，肝火甚大，要求极严，皆能以身作则。 中队的日常作习，是上午飞行，下午学科。学科实施有时由教官讲授，有时推选同学自选课目互相讲解。每周六，则担任空勤的飞行人员与负责地勤的机械人员，全部参加检查飞机及清洗飞机。这种工作方式效果甚佳，可使飞行员了解飞机的结构，同时增进对座机的情感与爱护。每次都有固定的飞机，我的是2202号，当时我对它关心的程度就如自己的生命一样。 见习期间，每人的薪水和加给为银洋75元，可以买到黄金四五两。半年后见习期满，即加到银洋150元，而最佳的伙食，每月不过银洋10元，剩下许多钱，大家都无处可花。于是大家都制最好的衣服，选购照相机、马靴等物，每人都有一辆三枪牌的脚踏车，在当时的中国每人有一辆三枪牌的脚踏车，较之20世纪70年代已开发国家中每人有一辆汽车还要难得。 为避免敌人空袭损失，航校教育实施采地区分散方式进行，中级班即设在蒙自。我决定留校任教之后，旋被派往蒙自教中级班。 中级班此时所用教练机为美制T6型飞机，性能好，我甚喜欢。实施教学时，也常闻警报，日机也确曾在蒙自投过几次炸弹，企图摧毁我此一空训基地。惟我们每次飞行后，均将飞机推到机场以外的树荫下加以掩蔽，故基地虽遭轰炸，但飞机从无损失。 徐康良先于民国17年下半年军委会命令成立陆军官校航空队（后改称航空班），招考已毕业或仍在校之官校学生，第一届录取共80名（40正取，40备取），多为军校第五、六期学生。我当时感到航空要比无线电通讯更新奇，欣然报考而被录取。当时报考并不需要严格身体检查，而第一届同学中因各种原因而半途退学者亦有二三十人。航空班在学期间，由当时德国顾问之建议，将侦察班学员及陆军教导师中之航空连学员一齐并入航空班，故人数增加许多，航空班毕业时共有学生83人。 航空班受训地点在南京明故宫机场，毕业时为民国19年年底，但毕业典礼因故延至20年春开始举行。航空班约于民国20年底、21年初迁往杭州笕桥，改名为中央航空学校（后称空军军官学校），航空班亦被追认为航校第一期。航空队（班）的兼主任是航空署副署长张静愚，张是留英学机械的。副主任是厉汝燕，为留英习飞行的前辈。 航校成立后，为求空军人员素质之提高，于民国21年9月1日开始聘美国飞行教官实施甄别训练。是为“高级班”的开始，调各航空队队长以下人员受训，每期基础训练一个月，合格以后再受新机种的飞行编队训练。高级班第一期约有七十余人，我亦受调训。受训时每个教官带训六位学员，我的一组其余五人为陈嘉尚、刘毅、蒋翼辅、贾超、杨开庭。受训很严格，往往有半数学员技术不合格，取消其飞行资格，改为地勤工作或侦察、轰炸的空勤人员。我的一组中仅我与陈嘉尚合格，刘毅留下一届再训，其余三人均取消飞行资格。基础训练结束后，陈嘉尚留校任教官，我则继续习飞美国道格拉斯厂（Douglas）及意大利费亚特厂（Fiat）所制造的新式侦炸轻型飞机的编队训练。 高级班因为甄选严格，淘汰学员太多。被淘汰者自然心中不满，由此而发生了人事上的风波暗潮，谣言纷起，攻击航校副校长毛邦初利用甄选过程排除异己，欲造成自己派系。毛氏为新崛起之空军军官，受过新式训练，飞行技术佳，往往恃才傲物，自易招嫉妒。最初毛为航空班飞行第一组教官，黄秉衡接任航空署长兼航空班班主任时，因与毛有师生之谊，荐毛为上校飞行组组长。航空班迁杭州改为航校后，毛升任副校长，主持甄选训练，与美国教官相处融洽，渐有领袖群伦之势。飞行技术较差而被淘汰之军官由不满而攻讦毛氏阴谋、专横，当时有所谓黄（秉衡）、毛两派相对立之势。 民国29年初奉调成都航空委员会训练监部教育处副处长（时处长为南苑航校第三期毕业生王立序，资格很老），不及一月又调回官校任初级班主任，驻于云南西部祥云县之云南驿，受训的学生为官校第十三期。 是年12月初清晨发生一件怪事，我走过营房时，突然一面国旗掉落在我面前，心中为之一怔，似感不祥之兆。果然12月12日中午学生飞行训练刚结束，飞机排列停靠于机场之时，日机大批来袭。我方时间上来不及将飞机按疏散计划散开，日机攻击之下毁坏了十五六架教练机。我是班主任，理应负起责任，与官校教育长张有谷同奉召到重庆军法执行总监部报到，接受调查。调查结果提交军法审判，我立刻受到监禁，张有谷则因有人事关系，保出在外候审。当时审判官中空军所派恰为第一路司令毛邦初，毛解说此一事故与班主任无关，因为在训练期间，事实上不能将教练机每次疏散。在毛坚持下，我被宣告无罪，坐了45日军中监房后被释，且升为中校，调成都空军军士飞行学校任教育处长，时为民国30年春。张有谷调为成都第三路司令，官校教育长则由王叔铭接任。 劳声寰民国22年8月初，我奉委员长蒋公电召到江西南昌美以美会行营晋见，此时他亲自在南昌行营指挥剿匪军事。委座先询问我的家庭背景以后，说要调我到笕桥航空学校去充任队官。
民国时期的空军 民国时期的空军学校(3)
此时笕桥航空学校已正式成立，委员长自兼校长，毛邦初以副校长名义负实际责任。他们准备调用若干黄埔毕业生为队官。委员长为建设大空军，苦思熟虑，在职位上尽量压低等级，在待遇上却比陆海军都高出许多，此因空军素质必然地要比陆海军为高，而冒险性更大之故，所以向往空军的很多。但我考虑到我未学飞行，到空军去在资格上是很大的限制，何况我已升任教导总队营长，在陆军中较有前途，因此我直接的反应是不想去空军。 我对委员长说：“我没学飞行，不想去空军，愿意带兵。”委员长很不高兴，说：“带兵！我有机会让你带。”又问问我的家庭情形。我说：“我家中仅有寡母和一妻一女，小康之家，经济没有困难，我愿意带兵打仗。”他笑了，随即很慎重地告诉我说：“没有空军，国家不能存在，现在我们进行空军建军。空军等于国家的生命，也是我的生命。今天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你左推右推，不肯答应。带兵，你怕校长没有兵给你带？”我说：“既然如此重要，我去好了，不过我一个小小的少校，如何负责？”他说：“现在航校虽然只有一个队，但精神管理训练都很差，没有军人的精神、气概和德行，太差了，建立空军需要你这种人去训练。不要你去教飞行，飞行、机械另有专人负责，你去负责培养他们的军人精神、军人生活和军人的思想。”听了他的话，我深切了解他要调我到空军的用意，很愉快地答应了。其时委员长召见部下，经常出其不意地亲自口试，范围是曾胡治兵语录、王阳明全集、六韬三略和国父遗教，晋见后照例要接受笔试，范围扩大，又包括战略、战术等专门兵科。当天同时应试的有8个将官，记得作文题目是《论军纪》。 调职命令很快地发了下来，我在8月16日到笕桥航校去。我本来是少校营长，到职后变为空军中尉区队长，但薪俸由135元（国难薪80元）升到150元，副校长毛邦初是上校。此时航校二、三期学生在校，共分两个中队，各约百余人。委员长为防空军产生派系，把原来民国18年入学的附属于陆军官校的航空班改为航校第一期，而新招航校第一、二期改为第二、三期。民国23年元月，第四期入伍，我升为入伍生队队长，到第五期入伍，我充任学生总队总队付兼第五队队长。以上为飞行正科班，我又带过机械班第二期学生，第二期是招生录取的，第四、第六期是飞行退下来的。 委员长为了发展空军，对空军爱护无微不至，待遇优厚不必说，失事抚恤金订得很高，此因飞行冒险大的缘故。当时青年争着投考空军，但国人体魄合格比例甚低，即考中而中途发现不适飞行的也不少。这又因训练标准与主持训练者的观点而异。最初笕桥航校请欧洲德、意、法等国教练的时候，淘汰不多，后来请美国教练则坚持淘汰50%。欧洲教练的理论是人都有飞行的天赋，不必淘汰太多；
而美国教练的理论是非挑最适宜于飞行的不可，因为不合标准的学生，勉强给毕业了，将来给他们任务不能圆满达成，不能应付突发事件，在军事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美国是有人有钱的国家，他们有人可以挑选，有钱可以牺牲。训练一个飞行员花的钱真太多了，淘汰多了，对国家损失很大，理论上我们这个穷国家应该学欧洲的，但在纯军事立场上，又觉得美国才是对的。 3.空军入伍生总队和成都空军军士学校 劳声寰空军入伍生总队于民国27年成立，队址设于川西巴岳山北麓铜梁县的旧市壩，由王秉樾负责筹备并主持，我接任之时，有六个中队受训，都是空军军士学校入伍生。不久飞行、机械、通讯、测候等学校都先后送来入伍生，人数大增，由六个中队扩大到四个大队。 总队是空军第一关，训练空军入伍生成为德、智、体、群具备的优秀军人，训练内容是一般军人的军事知识、技能，锻炼强健体格，坚韧耐劳的习性，培养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学科方面重视军事学的典、范、令、战史、武经；
术科方面重视各种操练。但为提高学生学识，对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国文、学庸等也极重视。由于战争的急需，空军扩展很快。当时大后方爱国青年纷纷投效空军，惜因国人体型体格稍差，合格的比例低，以至于不能在学科等方面采取严格的标准，所招的学生有初中、高中、大学生，程度不齐。针对程度较差的学生，我特别设立各种补习班，加以补教，避免将这些有志青年淘汰出去。我主持总队的方针与原则与前任极为不同，我尊重学生的意见，信任学生自治的能力，一本公正原则，厉行四大公开，即意见公开、赏罚公断、财物公开、人事公开。 作为空军训练单位主管之一，我常赴重庆参加有关会议。有一次召开空军干部会议，委员长亲临主持。此时美国提供了不少飞机，愿意接受我国更多飞航人员到美国训练。可是在送出国之前，我们一些基本训练不能迅速完成，连带地影响了送出国的名额。大家商量不出办法，我当即提出一个方案，大意为“增加训练器材，缩短训练时间”。只要训练机构器材增加，受训人员即可增加，同一个时间内可使更多人练习，时间自可缩短。委员长一听立即嘉纳，当面对空军司令周至柔说：“你们空军有这种人才你不会用？”总队即增加了教育器材，而一批批空军新血可及时完成入伍训练，转送美国。 我在兰州只有半年，民国28年8月16日奉调为成都空军军士学校学生总队总队长。此时空军军士学校一至五期学生都在校。我担任此职到30年5月，奉调为空军特务旅第三团团长兼川西对空作战指挥官及机场陆战指挥。空军军士学校在民国33年取消了，所招只有七期学生，后来改为空军官校学生，分别为特十一至特十七期。
民国时期的空军 国内战争中的空军(1)
（二）国内战争中的空军 1.蒋介石宋美龄的私产——空军概况 徐康良当时中国的空军隶属于军政部航空署，已有七个队，每队约有15至20位飞行人员，八九架飞机。经过民初的惨淡经营，中国的空军已稍具规模。飞机多向美国购得，服务的飞行员多毕业于较早成立的各地航校：北京南苑、保定、沈阳、昆明、广州、太原等地。北伐统一以后，国民政府声望日隆，各地区航空人员很多是个人脱离投效中央。我在航空班毕业以后派往第一队任见习官，为期6个月，后升任候补飞行员，授陆军少校军阶。至民国21年底改空军新制，所有空军人员降两级叙为空军阶级，我由陆军少校变成空军中尉。 民国22年至26年间中国空军实力逐渐充实，飞机数目渐有增加，但机种很杂，大小各式均有。第一、第二队为轻轰炸机队，改用诺斯罗卜（Northrop）厂制造之轻轰炸机，第三至第五队为驱逐机，用霍克三式机（HawkⅢ）为主。至民国25年秋冬时扩建为九个大队，原六个队成为六个大队，每大队有两个至三个中队（轰炸大队有两个中队，驱逐大队有三个中队）。第七、第八为重轰炸大队及运输大队，所用机种为法制亨克尔（Heinkel）及意大利制之卡卜罗尼式机。第九大队为攻击大队，所用机种为许来克（Shrikes）机。此外另有少数意大利及德国制的机种，如K47双座战斗机等。 民国22年我派至第一队任飞行员，是年底升任分队长，曾出任务多次，座机亦曾屡次受创。民国24年升任新成立之第十一队副队长，25年调升第二队队长，是年秋扩建大队，我队新编为第一大队，我仍任第二中队中队长。 其实抗战初起，我空军之指挥即不明确，常常不能发挥作用，虽成立指挥部，由周至柔及毛邦初担任正副指挥官，但当局相信美国人，在蒋夫人的力荐下，指挥多由时任官校顾问之陈纳德中校代行。陈纳德为美国退休中校，本人并不具有丰富的空军指挥经验，同时亦缺乏有才干者之辅佐，指挥作战并不得当，造成一些我空军优秀人员之无谓牺牲，令人惋惜。 赖名汤民国25年初，中国空军成立驱逐机大队，即将高志航所率领的驱逐机中队扩充为一个大队。航委会指定该大队的队职官，概由航校挑选优秀教官担任。我于是奉命回到高志航的队伍中。这个大队的大队长由高志航升任，下辖三个中队：第二十一中队队长为李桂丹，二十二中队队长为黄光汉，我任副中队长，二十三中队队长毛瀛初。每中队辖三个分队，分队长为三、四期同学，记得三期的乐以琴是二十二队的一位分队长，队员多系五、六期同学。 每中队有美制霍克三式驱逐轰炸机九架，加上大队长的座机，大队有作战飞机二十八九架，为当时中国空军的主力部队。霍克三式机对霍克二式言，又称新霍克，单引擎、双翼、单座。续航力三个半小时，加副油箱时可增续航时间40分钟，航速180里以上。每机两翼可带百磅炸弹10枚，取去副油箱时，可在此一位置加挂500磅重炸弹一枚，另配有大小“扣提式”固定机枪两挺。第四大队的有形战力大约如此。 当时的中国空军除第四大队外，先后成军的尚有第一、二、三大队，第五、九大队，两个重轰炸机中队，一个空运队及一个临时中队。在对日抗战全面爆发时，我空军拥有购自各国的各型飞机（包括教练机）不过200架，而日本则已拥有战斗轰炸机1500架以上，且有相当雄厚的工业生产力，自制飞机源源出厂。中国空军在以一敌八的数量劣势下，即以高度的精神战力克制强敌，四大队在成军以后的战斗中，对精神战力的表现，尤其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表现可以说就是奠立中国空军忠勇军风的基础。 四大队成军时的基地，在江西南昌青云浦。成立之初即订有训练计划，针对假想敌人——日本空军，如何以精良纯熟的战技，使发挥最大的战力，以克敌制胜。我们对日本空军的组织、装备、战法、战技等，莫不加以悉心研究，因日本处处在妨碍我建设与统一，大家都知道，中日两国迟早难免一战。 大队成立不久，航委会即派陈纳德上校来担任顾问。他看过我们的飞行、炸射，以及训练计划之后，即为我们设计如何练习轰炸日本主力舰。练习时，在地面以白线画主力舰太和号一般大小的图形，担任轰炸的机群飞到某一高度后，采半滚方式，往下俯冲，待至若干秒后，即刻投弹，拉起机身，这时飞机离地面大约是二三百尺。在那时因为还没有精确的投弹仪器，那种训练轰炸目标的方法，应是比较恰当而有效的办法。 航委会是中国空军尚未正式独立之前对日抗战时期的空军总司令部，而空军的实际力量则分散在第一、二、三共三个司令部所有的基地和机构。民国33年春，我在重庆等待分派工作之际，三个司令部的所在地是：第一路司令部在重庆，其所属部队为中美混合联队，主要任务在保卫战时陪都，支援陆军作战，并执行部分战略任务。第二路司令部在兰州，仅有机场一个，力量最小，为一战时后方基地。第三路司令部在成都，是当时最大的一处空军基地，除部分作战部队外，学校、工厂、修护厂、库房等等设施，均在这个基地，几乎占是时空军全部人力物力的80%，司令官是王叔铭先生，我却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当了这个司令部的参谋长。先是有其实无其名的地下参谋长，等了将近一年，航委会才同意我真除参谋长，其事实经过亦颇多曲折。 记得一年在上海举行运动大会，特请航校派员在大会中表演飞行特技，我荣膺此任务，驾霍克三式机，在会场上空作15分钟的飞行表演，我表演完毕进入会场时，获得如雷的掌声。此举对上海市民无疑的已产生相当的鼓舞作用。我也为这次的表演深表满意。 在航校举行的飞行表演，皆有其目的。激发青年航空救国的壮志，即其目的之一，所以每当大批文学校学生参观航校之际，亦经常举行飞行表演，冷培基担任的表演即属此种性质。记得有一天上海一批女学生来学校参观，飞行科的曹文炳科长，即通知在校任教与我同期的冷培基作特技表演。冷兄即驾霍克三式开足马力起飞，按理应等飞机到达某一速度时才可拉杆起飞，而冷培基显然是在速度不够的情况下突然拉起，故飞机旋即失速摔下着火。我在旁见状，急跑过去抢救，救出后已身受重伤，旋即当场死亡。冷兄投考航校二期前原为金陵大学学生，喜欢音乐，个性豪爽，常驾私人汽车往来上海杭州间，生活水准很高，为同期中优秀卓越的飞行员，想不到未在战场上当英雄，却在表演中轻率牺牲，真是可惜！ 民国25年10月我们在南京的一次飞行表演。是年10月31日，是蒋委员长50岁华诞，当时全国人民有献机祝寿的盛举，中国空军即在南京举行了一次飞行特技表演，排成“中正”两字的队形，在空中飞过。我所驾飞机就是排在“正”字中间的一短划；
因此一位置最难飞，故迄今难忘。
民国时期的空军 国内战争中的空军(2)
2.空军在北伐和中原大战中 白崇禧（北伐军久攻武昌不下）请随军之俄国顾问加仑将军，派俄机轰炸城内蛇山之敌人炮兵阵地及无线电台，但是俄机或籍口雨大，或雾天，或有风天，总不肯起飞。我们屡屡催促加仑将军，加仑将军说，红军之飞机在国内都是天之骄子，出外更是不听指挥。当时之俄机，全由俄籍机师驾驶，技术很差，既无仪器指挥，全凭眼睛观察。有一次十余架由广州飞韶关过大庾岭至长沙，有的在宝庆降落，有一架甚至在江西吉安敌人阵地迫降，方本仁、邓如琢等人未见过飞机，用大麻绳系住，恐其飞走。所以北伐时虽有俄机，实未得其助。当时陆空之联络也差，如我攻南昌时，正当我指挥部队渡赣江，突然有几架红军飞机在上空盘旋，以为我们是敌人，猛烈扫射不已，死伤者不少。从此我知红军飞机作战能力差，以后很少依赖他们。 丁治磐5月下旬冯阎攻占兰封飞机场，烧毁飞机，老总统亲至兰封指挥。 9月下旬二次讨逆胜利后，我部驻周家口，时萧之楚乘当时一航空署长张惠长亲自驾驶的小飞机来，因周家口飞机场地面是犁耙地（犁耙耕过后的地），飞机降落时即翻覆，象奇迹一样，两人都只是摔得满身烂泥，并未受伤。张以仪容不整，不好意思来，独自走了，仅萧一人过来。 3.空军在福建事变和西安事变中 赖名汤民国22年11月中旬，蒋委员长在南昌指挥江西第五次“剿共”之际，李济琛、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发动闽变，在福州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我们接获情报，据说他们也有飞机，我们随时可能遭到攻击，我们部队奉到命令全队采取警戒。一日清晨3时左右，有雾，一般说来，这种天候是不应飞行，但是高队长认为这是战备紧急情况，不应有任何考虑，命令全队实施黑夜起飞，担任空中警戒，他自己先上飞机，首先起飞，于是全队相继起飞。起飞之后，在黑夜雾气中完全看不到机场。飞行40多分钟以后，油快用完，可是晨雾却越来越浓，而飞机又不得不降落，于是个人分别下降，有的降落在桑田，有的撞上了桑树，同学曾镇南即因飞机撞树，着火燃烧致死！这一惨痛教训，留在我的脑海中永难磨灭，而我总算幸运安全地降落在机场内。 训练完毕首次接获命令执行任务，是在民国25年冬，蒋委员长西安蒙难之时，四大队奉命进驻河南洛阳。因当时情况，张学良与西北军留难蒋委员长的事实，业已构成他们违抗中央命令的叛国罪行。我们的主要任务，即赴西安低飞示威，促叛军首脑觉醒，及早送委员长回南京。同时我们又奉命轰炸潼关附近的车站，使张学良等所部运输困难。在执行任务时，我们又奉命侦察张部动态。高志航大队长亲率飞机进行侦察之际，曾见地面有衣着白色之活动群，高即命僚机相继俯冲，扫射目标。事后侦知被射者为羊群，有人把此事当笑话讲时，高达队长却说敌人狡猾异常，经常披着羊皮在雪地上行走，企图欺骗我们。 徐康良是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当日，中央第十三军万耀煌部在陕西咸阳，我奉派侦察西安、咸阳、临潼一带情况，投通讯袋予第十三军军部。后中央部队与陕军杨虎城部在渭南县发生冲突，我队飞机奉命支援中央军。西安事变解决后，委座由西安飞至洛阳，我等在机场列队欢迎，见到张学良随后亦下机，为之愕然。西安事变解决后，对中共之军事行动已无形中停止。数月以后，奉命将第一大队全部飞机移交第二大队，而本大队等待接收新购之美机，但不久抗战爆发，形势突变。
民国时期的空军 抗日战争中的空军(1)
（三）抗日战争中的空军 1.空军基地和南京保卫战 赖名汤在抗战中，七七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不久，四大队即奉命进驻河南周家口，因当时政府接到情报，日本驻华军队可能在北方挑衅。果然我们进驻目的地不到几天，卢沟桥事变即告发生，而我们进驻的行动事先是极端保密。 卢沟桥事变发生一个多月后，8月13日的清晨，接获上级电话，要四大队迅即飞返杭州，防护空训基地。高大队长召集全队研究后，自己先去南京而各中队决定先后分别出发，二十一中队李桂丹率队先走；
其次为二十二中队，即我队；
再次为毛瀛初所率的二十三中队。南下时天侯欠佳，云层太低，且途中遇雨，低飞，视线很不好，可说是一次全队发挥高度技术的飞行。以天气和油量关系，在抵达杭州前，先在广德机场加油，8月14日下午五时半左右始到达笕桥，当我队抵达笕桥上空时，日机轰炸航校机场的一次偷袭已告结束。 15日晨，全队赴机场警戒，约8时许接获情报，又有日机从钱塘江方向来袭，全队即紧急起飞，我领三机在机场上空向日机来袭方向迎击，其他各机亦先后升空。我机在两千尺左右发现日本飞机数架迎面飞来，我摇动机翼，成一字队形，向日机冲去，待日机队形被冲散之际，即盯住其中一架，衔尾跟进开始射击。日机身太阳徽号标帜已看得十分清楚，前座与后座人员的飞行帽也看得清清楚楚，其后座人员并连续向我开炮还击，待我射击数次后，只见日机尾部冒出长烟，旋即化成一团火球，冲落地面。这时，空际这里一团火，那边一圈烟，都是被我们击毁日机爆炸时或击落下坠时的情景，是奇景，亦是惨景。我们则感到万分高兴而鼓舞振奋。这就是中国空军后来每年纪念的“八一四”、“八一五”空战大胜利。我们打了漂亮的一次胜仗。 在南京担任警戒任务期间，我们并不是完全处于被动的防守，我们也不断出击，打击敌人，我也因此出过不少次任务。抵达南京的三四天后，上峰即曾派遣我队执行夜间轰炸上海虹口日本兵营的任务。此次任务由副大队长王天祥领队，我们一行六人中，包括董明德、郑少愚等。各机挂弹完毕，直飞上海。接近目标区时，日本兵营中发射之高射炮火，在夜空中织成满天美丽的烟花球网。我们当时不知危险为何物，各机穿越烟火球网进入目标区上空，领队先行投弹，各机亦顺次完成任务，我冲入投弹时，敌人的高射炮火震得我的座机摇晃不定。只见敌人营区火光冲天，升起多处烟柱，敌人损失之惨重，可以想见。这是中国空军夜间轰炸敌军的第一次。这次任务主要在支援上海陆军作战，以减少我陆军部队遭受当面敌军的压力。 我们落地加油，继续备战。二三十分钟后，又听说日机将进袭南京，我们即起飞赶往，待我们飞抵南京时，日机刚轰炸机场完毕逸去，当晚即驻南京。深夜11时左右，月亮甚明，南京天气很好，突又警报大作，日机来炸机场。我与李桂丹在一营房内同住一室，他尚穿着拖鞋，我犹披着睡衣，以为日机白天才来袭扰，同一晚上不会再来，仓促间我们正欲出室冲往机场升空迎战，焉知刚出室门，敌机业已凌空，方向即朝我们头上飞来。我们横跑仅约50米，日机已开始投弹，炸弹爆炸处，离我亦不过数十米。 此期间日本空军日夜发动袭击，一在企图以数量上的优势，一举摧毁我空训与空防基地，并图使我少数空军疲于应付之际，渐次以大吃小，消灭我空军，而另一企图则显然欲一雪“八一四”之后连连败绩的耻辱。 16、17日，军事委员会、航委会、励志社等单位，即派员来基地慰问，显示当局与各界对空军深切关怀。蒋委员长唯恐空军人员受损，并下令南京机场的飞行员迁往总理陵园图书馆内。过了几天，我们正在警戒，蒋夫人亦到南京机场来慰问我们，她戴着草帽奔走烈日之下，鼓舞空军的士气，她的爱心与关怀，令人深受感动，并带来大批慰劳品，分赠所有空军人员。 回到南京，照常担任空防作战任务。惟是时日军已推进到南京城外，南京陷落已是旦夕间事，且中央政府已西迁四川重庆。而周家口传来消息，则谓被日机炸伤之飞机已修好一架，我旋奉命赴周家口将此飞机飞回南京。我所接回南京之飞机即原先高大队长所驾之伊留申十六型机。不料我飞临接近南京大校场之前，又与日机数架发生一场遭遇战，几度缠斗，终于甩脱敌机，我的座机又数处中弹，但不知击中何处？时为12月11日下午5时，在空中看见句容方面多处房屋起火，敌炮向南京城发射之火光，闪闪烁烁，有些亦已引起燃烧。我飞至大校场上空时，准备降落，此时始发现放下轮子的按钮被击坏，轮子无法放下；
结果因无轮急降，速度太快，我的头部即撞上瞄准具，当场昏迷过去。
民国时期的空军 抗日战争中的空军(2)
2.轰炸长江口日军运兵船 赖名汤同样在减少我陆军压力的一次任务，是轰炸日军的运兵船团。我们获悉情报，日本此一运兵船团正向上海东北宝山县外海面驶来。空军指挥官毛帮初召集我队六人赴指挥部接受口头命令，并解说敌人船团行踪，顾问陈纳德亦在座，对情况作补充说明。我等受命后，我曾问在敌人船舰活动范围内是否尚有友邦船舰，毛、陈二氏均答称，该区无友船活动，不必顾虑。我们于清晨起飞，先到嘉兴机场加油、挂弹，然后出海搜索目标。过金山卫，一路沿海岸天空北飞，细心搜索，起初并无发现。再将航向改为北北西，继续耐心搜索，偏西飞行，已可看到晨光曦微薄雾中的上海市景。此时在宝山县外海的鸭窝沙海面，果有一片如海上浮城的方形阵势在蠕蠕移动，那正是我们苦苦搜寻的目标。我们各机相应心照之后，分别拉升到适当的高度，采取最佳的攻击位置。 日本军阀于8月13日发动进攻上海战役之后的两个多星期内，认为我海军既无力与其对抗，我空军经其连日出动找我拼斗后，飞机损失不少，对我战力影响甚大。因此，日军船团驶入中国海域时，耀武扬威，毫无忌惮，既无军舰护航，也无飞机掩护。日本军阀对当时我国空军士气的估计，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殊知我空军即使仅剩少数几架飞机，一样可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日本船团以骄狂无备的心理，驶进长江口时，船艇上的日军正在分批吃早饭，部分日军则在晨光中欣赏中国河山的景色，或在整装准备登陆，闻得机声接近，犹或以为是支援他们登陆掩护的日本机群。及至中国空军轮番俯冲，炸弹与枪弹交织而成的狂涛骇浪，一波又一波地卷过日军的船团时，这些侵略者方知厄运临头。 载运日军的这座海上浮城，其人员装备当在一个师团以上，经我机群半小时的轮番炸射，损失相当大。 此行任务中唯一遗憾之事，即误炸一艘美国船。当队员梁添成俯冲向船投弹时即觉得不对曾摇动机翼，因他为旅美归侨，认识美国船的标志。返回基地即报告击中一最大的商务船可能是美国船，其实当我们受命时，曾请示有无友帮船只在目标区活动，上级说没有，故上级对部分误投炸弹的飞行员未加深责。 徐康良我第一大队从民国27年春开始，出任务频繁，常常与俄志愿人员混合出击，由俄军官为长机。我中队队员高威廉（航校五期毕业）在所空中疏散时，为日机击落而首先殉国。队员王景常、万承烈出任务时座机被击，跳伞而受伤。伤势一愈立即返队参加任务，报国之勇气可佩。是年夏派驻汉口时，我军与日寇为争夺马当要塞激烈战争时，我大队出任务频繁，牺牲亦大。我队上队员刘若谷曾在我座机任侦炸员，随我出任务多次，随后自己飞行出任务时即阵亡。 民国27年7月17日，上级颁发给出任务次数最多之轰炸队员12人，每人得K金怀表一只，为特殊荣誉。我排名第一，后为衣复恩及王世萚，第12名为刘若谷，但他未领到此怀表时已牺牲。颁奖品之当日，我曾两次出任务，第二次任务跟随一俄志愿军官往炸安庆机场（已为日军占据）及长江上日舰，任务完毕后回航时为日军追击，俄人飞机被击中而强迫降落，我飞返汉口后即告知上级此情况。幸而此俄军官得救，以后辗转回到汉口。 3.“空中霸王”逞威风——国军空军被日军追着打 赖名汤自“八一四”中日空军的热战序幕揭开以来，我们在防卫基地、防卫首都对敌机的拦截迎击，或是支援陆军作战，炸射敌人地面部队与兵舰，经过三个多星期，敌人遭受的打击固然惨重异常，而我方的损失亦复不小；
我们许多同学已在战斗中壮烈成仁，我们的飞机有些已经与敌人的机舰同归于尽，有些则已拖进工厂修理。第三、四、五几个驱逐大队剩下可用的飞机总共不到二十几架，混合编成一个临时部队。这个混合部队的士气却未因许多同学的战死而显现丝毫沮丧，反而益加昂扬，昂扬中夹杂着若干悲愤的情绪。大家热血激腾，凡有情况，皆抢先争取出任务，以期一抒为国家吐气，为同学报仇的积愤。 这次同九六式日本新机的遭遇战，按轮流担任任务的顺序来说，原非由我担任。当我们获得情报时，日机正从上海来炸广德机场，而轮到担任警戒的是毛瀛初，我即表示愿意代毛瀛初担任这次的任务。获准后，即率吕基纯、邹赓绪及另一同学，四机向太湖方向前进，至太湖上空时，我以6000尺高度取监视敌踪的有利位置；
在空中环绕飞行，稍顷果见敌机群24架，轰炸机与驱逐机各12架，驱逐机对轰炸机取保护态势。敌机数量虽为我机6倍，但既已受命执行任务，且与优势敌人已经多次拼斗，此次岂有见敌势众而临阵后退之理，因即决定向敌轰炸机实施突击。而此次保护敌方轰炸机的十二架驱逐机为日本首次出厂加入空战之九六式新机，性能较霍克三为佳，速度更快。当我攻敌轰炸机时，六架九六式机即俯冲而下，分别向我机围攻。我于敌机迎面来回攻击数次，越打越低，最后贴着湖水飞行约15分钟后，脱离了战斗，一度我机上挡风玻璃被击碎，破片使我面部流血，幸未击中我的头部，否则，这些回忆将永无与世人见面之机会！是时僚机尽散，在空战时，三架敌机轮番攻我，又经一番缠斗，始甩脱敌机。回到基地检查，我的座机中弹30多处；
吕基纯腿部中弹进入中央医院；
邹赓绪的座机中弹较少，或以缠斗时间较短。总之，此次任务归来，每架飞机都是弹痕累累，我们又在死亡线上跳过一次。当时选入中国空军驱逐机队的战斗员，实际上每天都有这种机会。
民国时期的空军 抗日战争中的空军(3)
徐康良抗战前期空战有时很激烈，但日本常占优势，主要是因其飞机性能优越，尤其以攻击战斗机零式机为最著名，此机航程远，动作灵活，有“空中霸王”之称。零式以前有九六式，轰炸机则多由台湾为基地之日本海军陆上飞机为主。不但我国空军原有的飞机性能不及，即俄国飞机亦不如，因此空战时日本飞机屡占上风。 民国30年6月26日（即希特勒下令攻苏联之日），日机大举袭成都，当时我空军大部飞机集中在成都附近，因为我机性能远比不上日本，又飞机之补充困难，上级为了保全实力，采取疏散，命令各部队及训练单位实行“空中疏散”，即敌机来以前飞走，以避免遭遇。实际上空中疏散之法缺点很大：第一，当时没有空中联络之装备，空中疏散时指挥困难；
第二，我机油量不够，航程较短，日机利用其优点，往往盘旋不去或追击我机。空中疏散之机群很容易出事，不是被日机击落，就是油尽机毁。我方自战争开始即对日本之军事情报不足，如对零式机之性能不明，无法研究出空战时对付的办法，空战中经常受挫。其实到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国飞机之性能亦不如零式机，直至P40出笼后，研究出“一击即逃”的战术对付零式机，才逐渐挽回空中颓势，占据上风。 当日机来袭时，我空军一个大队飞机奉命向天水方向空中疏散，结果大祸临头。因为联络不佳，在一无防备的情况下遭遇到居高临下的日本零式机，结果惨遭全军覆没。时任三路司令之张有谷再度送监受审，几有性命之忧，据闻后得白崇禧缓颊，始得释放。我军士学校中级科之美式训练机亦奉命飞空疏散，本拟在成都西南之邛崃机场降落加油，但日机盘旋未去，我感觉事态严重，用电话和副处长毛瀛初商量，毛建议即电邛崃站站长铺红T字警告飞机勿降，后来机群飞往雅安机场加油以后归来。我在地面一时不知机群何往，甚感紧张，幸而后来机群全部安然归来。得此一经验以后，我觉得不能再实行空中疏散，因为人、机之危险性太大。于是向上级力争，改采地面疏散，终得上级允准办理。 劳声寰上面调我到川西负责地对空作战，原因是日本零式机独霸我国领空，占尽优势。在当时，零式机飞得快，爬得高，我们所有的旧式飞机与俄机，都无法匹敌，无法升空作战。有些飞机就在机场附近伪装掩护，再不然就在前线传来警报时紧急升空，飞到西康上空盘桓躲避，待敌机离去后再返航。敌机掌握了制空权以后，可以自由行动，寻找目标进行轰炸、扫射，川西8个机场自然是敌机重要目标，轮番炸射，有时低空扫射。我方地面部队虽然也有机场防卫，但效果不彰。有一次，一架敌机竟然在簇桥机场降落，用机关枪扫射，地面部队一时不知所措，没有向来机还击，任其滑行飞去。这显露机场警卫部队不能作战，是很失面子的事。委座知道此事，大为震怒，下令以后若敌机轮子触地，又任其安全飞走，地面指挥官死罪。这命令一下，谁也不敢做机场地面指挥官了。 我出身陆军，在空军服务多年，曾经参加空军中各种训练，上面调我担任此职，我义无反顾，在5月1日就任。川西8个机场是成都、凤凰、簇桥、新津、双流、温江、邛崃，属于我指挥的部队很多。我先在簇桥机场训练对空射击，所属部队航空特务旅第三团、陆军刘树成师两个团、四川省保安一团、防空学校高炮二连、三十三集团军高炮营三个连，等于一个师的实力。原来警卫机场的部队是二十五补训处三个团，他们在后方补训，同时拨出兵力防卫机场，但没有地对空作战的经验，竟让敌机自由降落再飞走，受到严责，很是沮丧。我就任以后立即鼓励士气加紧训练。我知道飞机俯冲地面射击有两原则，第一要背着太阳，第二不可顺风。所以我利用此两原则判断敌机攻击低空扫射的路线，设下陷阱，伪装假飞机停放在敌机可低空扫射的地点作诱饵。 果然到5月20日，一队零式机18架又来空袭，在簇桥机场上空侦察后误以为有飞机停放，第一架飞机下来了，想低空扫射，立即遭受从高到低的火网射击，日机俯冲距地面约10米即拉不起来，瞬即起火，通过机场即坠落场外南边，后来知道飞行员是木村中尉，先被射杀，飞机也中了弹，着火后在机场附近坠毁。他们的第二架似乎也要下来，但一看情况不对，其他十余架即分散拉高远翔了。这是日本零式机首度被我方打下来的，事后美国及苏俄两方面都来索取飞机的资料。 5月21日，日寇以18架战斗机及36架轰炸机大编队来炸成都和簇桥机场，成都机场被炸死两三千人，簇桥机场牺牲了20多个士兵和3匹马，我的指挥所也被炸了。牺牲的士兵都是在壕沟掩体内被炸的。这是对零式机被打落的报复，而他们的战术也改变了，不再用基本低空攻击术，而改用超低空瞬间攻击法，是飞得较高的轰炸，避开火网的射击。 4.独山（霑益）空运和大反攻 刘安祺民国33年12月，日军南进到达广西之后，转向向西，抵达贵州的独山、都匀，贵阳因为兵力不够，紧张得要命，政府打算由重庆搬到西昌。我在西安忽然奉命加强装备、充实兵员，补充了好几个师（大约5万人左右）的兵力以后，由美国的空运大队支援，派了150多架C46型的飞机，从西安起飞，分批运输，目的地是云南沾益，那里有一个军用机场。当时西安大雪纷飞，积雪两三尺深，气温在零下38到40度，经过重庆时，重庆热得要死，到达云南又觉得冷。在沾益下飞机之后，我们又分批抵达贵阳以南的盘江八属地区，司令部设在安南（即晴隆）。这次空运，上面给我们的任务是战略策应，空运结束，任务也就达成了。 这次空运本身就是一项壮举，美军驾驶对航线和地形不熟，东一架、西一架，满天飞机，非常壮观，有的飞到缅甸边境去了，也有三四架飞机失事，人都摔死。 这次空运的效果很大，日军看到这么大规模的空运，认为是一种非常的举动，因而被我们吓阻，于是贵阳稳固，重庆也不需搬家了。 这次空运为了保密，我们从来不透露，但是外国报纸报道得很多。美国人认为这样的空运在亚洲是第一次，连大炮和好的牲口都运去了，真是个壮举。 王爱华民国33年冬天，洛阳失陷以后，当局决定把刘先生的五十七军由西安空运到云南。我本来在五十七军担任上校团长，因为空运的事情非常重要，刘先生就把我调到身边当侍从官，团长的职务则交给黄埔六期的夏信侯。 当时空运一个军是不容易的事，在抗日全程里可以说是空前的壮举。登机以前，官兵都要经过很严格的检查，在美方的监督下，每个人的身高体重都要合乎标准才能上机。除了五十七军三个完整师(师长分别是胡长青、吴骏、李日基)之外，为了要补足员额，又增加西安的两个保安旅。空运的飞机完全由美方担任。任务完成，到达云南上空的时候，因为川贵交界气流不稳，飞机未完全落在霑益，成都、昆明都有降落，这件事给指挥官（也就是刘军长）带来很多困扰。 牛少斋我本来在十六军任职，民国33年调到五十七军军需处担任中校股长，主管财务。不久我们部队开经理会议，会议还没结束的时候，处长回来找我，叫我算一算每一个长官两万，共要多少钱。我问他这笔钱的用途，他说是安家费。我算好以后，他又叫我去西安领钱，我说这很简单，用电报就可以了。我又问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我们要空运西南。问他目的地是哪里，他说不知道。一直到上飞机之前，我们才知道是要增援西南，还要换美式装备。 上飞机时，三个师——四十五师、四十六师和第八师（本来还有新编三十四师，后来新编三十四师拨出去，纳入第四十六师），三位师长都是湖南人，也都是西北有名的将领，都集中在西安机场。空运的事上级一定有周密的计划，但就我们这个层次而言，事先并没有计划，包括我们的单位何时上飞机，以及有哪些人要上飞机，事先都毫无所悉，到机场才发现我有几个老同学都去了。 我们上飞机的时候是下午4点，那时已经知道要在云南下飞机了，云南一共有五个机场：曲靖、霑益、陆良、杨林和昆明机场。上飞机以后过了秦岭就什么都看不到了，飞了一段时间，飞机降落了，大家问：“到哪儿了？是不是到了？”驾驶都是美国人，其他也没有人知道。我们下机问站岗的士兵，才知道那里是四川成都附近的邛莱县，停了一晚，天亮之后继续飞到新津。新津是有名的机场，但我们下去一看，对作战的心理影响很大：当时中国的航空工业不发达，飞机则是外国来的，形形色色、大大小小都有，其中以B29最为显著。我们的机场还在赶工，没有什么机械，都是人拉着大石磙子在施工，地面则是水泥做的。在那里停留了一下，继续飞到霑益。下机时已经很晚了，我们问为什么会在邛莱休息，才知道日本有夜间空袭，所以要在那里停留。我们下来以后，看看自己坐的飞机，才知道一路上真可谓惊险万分——我们坐的飞机像个大鲶鱼一样，什么都没有，真遇到日本飞机，我想只好以死一拼了。 黎玉玺这时日本为打通自中国通往安南之路，其一支部队向北攻占独山，我政府急自西北空运陆军部队到达贵阳增援，国内战局之紧急状况可以想见一斑。 日军攻陷南宁后，于民国28年12月1日再陷大峰坳，4日昆仑关亦告失守。嗣因我方调集兵力，新训练成军之机械化部队亦开到集结待命，我军于12月18日开始攻击，空军亦协同地面部队作战，当日攻克昆仑关及九塘，19日攻克大峰坳，以后继续攻克七、六、五塘。20日，敌军积极增援反攻，大峰坳、昆仑关、九塘又重陷敌手，其后形成拉锯战。 郑天杰民国34年5月8日起，我军发动反攻，空军协同作战。5月29日，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克南宁；
6月14日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再克宜山；
6月29日，张发奎、汤恩伯第二、三方面军两路克复柳州。日军于各地攻势屡遭败绩。 徐康良我空军为接收日本遗留之物资、器材、飞机、营房、仓库等，成立了20多个“地区司令部”，派出大批中校阶军官为地区司令官，实行接收。至于接收成绩亦有好有坏，从中中饱者当亦不在少数。其实此种接收方式并不妥当，无必要派出如此多的地区司令官。
民国时期的空军 西方国家对民国空军建设的…
（四）西方国家对民国空军建设的帮助 1.苏联政府对国民党空军抗战的帮助 徐康良至于外国的援助初为苏俄，后为美国。抗战发生之初，西方列强均采中立，我国孤立抗敌。幸而苏联以其战略上的需要，助我而抵制日本，除供给相当数目的飞机以外，亦派“航空志愿队”来华，与我并肩作战，历时四年余。但是俄援受到地理的限制，须经中亚、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数千里路程，耗时很久，实际上到民国26年底27年初时，俄机及人员、物资陆续到达。当时多由俄国飞行员将飞机飞至兰州，途中亦有不少损失。在兰州由我空军人员接收，经过简单飞行训练，再将飞机东飞经西安至汉口、南昌一带备战。 苏联之空军志愿队派遣来华参加作战之人数不少，约多过我空军飞行人员一两倍，飞机均由其自行带来，因为口径及装备之不同，弹药亦多半由苏联运来。我国运输工具缺乏，由苏联供给运输卡车队，移交中国陆军部门使用。俄志愿队人员在华全由励志社招待，居住生活均与我空军人员分开，只有在出任务时，临时与中国空军人员混合编队，往往由俄国人员任长机。当时轻轰炸机队之首席俄国指挥官的中文名字叫马庆，不知其俄文名字为何。他对于航空及机械方面的知识相当丰富，远胜过我空军一般部队长的素质。此指挥官在华留约半年后返回俄国。 我空军与俄国志愿队并肩作战历时约年余（民国27、28年），俄国飞行员人数多过我国，其出任务架次亦多过我方，有不少人在我国阵亡。当时俄机种类约有四五种，战斗机为E15及E16，轰炸机为SB，后有DB，运输机为大型四发动机之伊留申式（Ilushin）。中国很多机场均紧急扩充备用。俄空军人员除作战阵亡者外，往往因地形、技术、机场设备等因素，在运输飞机中失事者亦不少，在合作作战的一段时间内，俄方伤亡人数多过于我空军。俄国人员受到严格管理，一切保密，与我方人员甚少接触。 赖名汤在首都南京担任警戒，执行任务一个多月后，我们编成的临时混合部队，飞机也在减少之中；
我们的任务仍是空防与支援陆军作战。 此时，突接命令，说是苏俄将给我一批飞机，航委会要四大队赴兰州接收；
将原有剩下的飞机交给三、五两大队使用。我们全大队空勤全部及地勤一部分，即行出发。我们抵达兰州后，住在一所造币厂内，全体打地铺睡觉。 大约两周之后，接获有关单位通知，说是苏俄飞机将抵兰州。最先抵达者为一架运输机，载来移交这批飞机的负责人及技术人员，高大队长曾率领我们在兰州机场迎接。俄方负责人与我有关人员接洽后，过了两天，苏俄的战斗机于中间基地加油后编队飞抵兰州。这批伊留申十六型战斗机，仅装有单发动机，单翼，外形如一苍鹰，头大尾尖，机身如一炸弹。经过交接后，俄方留下少数人员负责讲解操作维护情形，余则悉坐原运输机返俄。 再经一两天的了解性作业，即展开飞行训练。所谓了解性作业，即空勤与地勤分别对俄机先作详细检查；
飞行人员察看俄机的仪表与操纵等装设和美制霍克三式有何不同，地勤人员则了解此类飞机的修理维护问题。全队飞行训练之先，由高大队长先行试飞，以了解其性能，再对全队讲解，说明飞行此类飞机应注意事项。高大队长本属血性男儿，除作战英勇外，平日处事皆能以身作则，尤其冒险之事，总是抢着先做。 当时全队莫不以最兴奋的心情接收这批俄机，希望其性能高于九六式日机，因自九六式日机出现在京沪空域以来，以其性能优于美制霍克三及意大利制菲亚特，我空军拥有的这两种飞机差不多已损失殆尽，大家都渴望获得性能更优的新机。俄制伊留申十六型机的到达，在我们当时的心目中是一批生力军。甚至把它看做中国空军的救星。我相信上自委员长以及航委会的各级负责人，均对这批飞机具有迫切盼望的心情。四大队被指定首先赴兰州接收第一批俄机实属最幸运。我身为四大队部队长的一员，自亦感到幸运而光荣，希望能以这批新机跟日本空军好好打一仗，以一泄月来积抑心中的郁闷。高大队长想亦同具此一心理，从他试机时的讲话与神情即可窥见一斑。 高大队长起飞后，在空中转了几分钟后即开始降落。全大队都在看他如何着地的状况，落地后，飞机在草地上滚动前进，突然在地面上一个转弯，飞机却翻了个身，大家见状都现惊慌之色，担心他因此受伤。高大队长从机舱爬出来，大家一拥而上，见他并未受伤始放宽心，但他自己显然感到难为情，因为他是第一个摔坏一架俄机。当然飞机着地发生翻滚，必与他对速度的控制及操纵不当有关。经高大队长简单讲述该俄机特性及落地时应注意事项后，即由我们几位部队长逐个轮番飞行，并嘱我们不要受其落地翻滚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空军 西方国家对民国空军建设的…
轮到我登机试飞时，曾先对机上仪表等装置与美制霍克三式作一比较研究，我觉得伊留申十六型机头太大，视线差，舱内仪表陈列规则亦欠讲究，而且相当粗糙，从此亦可了解一个国家的特性。我先后飞过英国制阿姆斯壮机，也飞过德制飞机，其内部陈设与操纵仪器等装置多不一样，但均较伊留申十六型为精致。经过稍事检查后，我告诉自己要有耐心，再过一段时期自会熟练到得心应手的程度，任何事情总有个开始，不要怕难，用耐心和毅力克服它！于是试车、起飞升空，做了一些动作之后安全落地，惟着陆时实感视线欠佳，操纵亦稍感吃力。惟单翼战斗机总比以前美国的双翼战斗机好。 全大队在兰州集训很短的时间，即准备飞回南京，以结束接收训练。从兰州回南京，要经过河南周家口加油。出发之时，全队先后起飞，飞越许多崇山峻岭，抵达中途加油站——周家口，此处原是我们的前进驻地。就在大家分批降落正在加油之时，突然警报大作，日机已凌空投弹。高志航大队长的座机也正在加油，他赶紧上机打算起飞；
一面想保护飞机，同时想迎战日机，可是很不巧，一颗炸弹就落在他的座机旁边，破片飞散，使这位首创八一四空战大捷，首先击落日机的中国空军英雄，如此白白牺牲！轰炸过后，我们的飞机有两架受伤，其他飞机则因加油之前已做好疏散工作，致未受损伤。大家原先带着飞回南京的兴奋情绪，这时又加上一层悲愤的重压。不过那时大家虽然都只有二十几岁，却把生死念头看得很淡，认为身为空军，已将生命交给多难的国家，自应早将死生置诸度外。 劳声寰蒋坚忍此时任空军政训处总处长。民国27年元月，他调我回空军即派我在联合作战组内当参谋主任兼视察，负责联合情报。联合情报的任务一在提供情报以鼓励士气，二在维护全国军事上的安全，从事反情报工作。统帅部的第二厅管全国情报，我代表空军与第二厅作情报的协调。根据所能搜集到的情报，来推断未来军事的发展，作为空军各部队的时事指导。我就任以后，每周对蒋坚忍等作情报报告，提出讨论，作成结论。会报后再作成书面报告，分发给各部队。由于空军可利用飞机侦察，情报益发被重视。在武汉保卫战阶段，我们曾提供黄河“决堤”的建议，获得采纳。 武汉保卫战支持到民国27年9月，准备撤退。联参组织迁湖南。而10月间，我奉命视察陕、甘、宁、青、新五省的空军场站部队业务，与促进中苏空军之合作。 日本人封锁了我国海岸，于是有赖于自苏俄经由我西北各省输入作战的武器与物资。空军方面的考察团由空军老前辈甄中和领队，负责全空军的视察，我负责的是政治部有关情报业务的视察。 我们最大的震撼是发现苏俄军事组织出乎意料的严密，军纪严明。根据我国与苏俄的协议，每个交换物资的地区均建置两个机构，一由我空军管辖，一由苏军管辖。我观察他们无论组织或技术，无论空勤或地勤，都比我们健全。他们的飞机一来，停在他们的地区，100米以内，严禁我方人员接近。他们的飞航人员，如未奉命令，即使口渴饥饿，亦不擅自离开飞机，可说全神贯注，直到他们的地勤去接替，补给或传达移交命令，他们才肯离开飞机，这种绝对服从命令和负责维护飞机上物资的态度，是经严格训练才可达到的。 看了他们的空勤地勤业务，才发现我们难与比较。譬如站长应该是通才，而我们的站长所懂的只是他所学的一门，飞行、机械、测候各不相干，更谈不上要懂得管理警卫、补给、医务等业务了，因此常顾此失彼，不能照料周到。这当然是我们人才训练尚未达起码的水准，而中央政令还不能在西北各省贯彻的缘故。此时，宁夏是马鸿逵，青海是马步芳，新疆是盛世才的天下，中央人员要进入这些地区，要先与他们协调，由他们派人来接，否则进不去，等于是封建的地区。 整个冬天我们都在西北视察，本来由新疆至酒泉以航程稍远应在其间多设一站，因此经过详细侦察决定在嘉峪关辟机场增设一站。民国28年2月，视察团回到成都，写视察报告，我们提议增设一站获得采纳。此外我建议立即设“站务训练班”和“译员训练班”。前者训练各航空站的各种人才，以促进航空站的健全，后者训练译员准备淘汰不称职的俄语议员。此两建议也很快地通过实施，后者译员训练班是军事外语学校的前身。 当我视察毕回程经过兰州时，驻兰州基地的空军驱逐总队队长刘炯光就挽留我在兰州帮他的忙，我拒绝了。回到成都写完报告后，空军总指挥毛邦初劝我去兰州，他说刘炯光请求派你去当科长，最后几乎是强迫我去，派我为空军驱逐总队第三科科长，我只好于民国28年2月到差。 我国在战前所买的飞机，美国的最好，但到了民国27年底，即武汉保卫战期中，打光了。剩下的是不能合用的德、意、法等国飞机。不过战争初期接收的俄机尚可用。兰州是我国接收俄机的要站，又是后方飞行训练中心，共有三个机场。全国战斗机三、四、五大队及一独立中队都集中于兰州，由驱逐总队指挥训练，待训练完成后即就地驾机飞赴前线参加作战。在兰州的几乎都是飞航人员，缺少地面行政人员，所以刘炯光要我去，一方面帮他做接收工作，一方面负责地面行政，掌理地面训练及行政支援。 2.美国政府对国民党空军的帮助 劳声寰民国30年年底，太平洋战事爆发，抗战事业终于与世界反侵略国家汇成一流；
美国开始以飞机供应我国，飞虎队也加强了，制空权又慢慢被我们争取过来，机场地面防御也就较为轻松了。不过盟军经常来参观我们的对空作战部署，火力编组，阵地构筑等，机动进入捕捉日机，对我设置的火网很感兴趣。有个俄国顾问对我说：“跑了很多战场，只有你这个单位有这种战斗编组与射击设计。” 盟国参战后，一方面减少我们被空中攻击的压力，一方面壮大我们的空中力量。最初来的是P40，火力强，速度快，但零式机还敢对抗，等到P5一来，日机无法抗衡了，几乎是一看到就躲就跑，制空权遂操我方手中。中美军事上的合作，还包括美国协助我国训练飞航人员。我们尽量招收有志于航空的健全青年入伍。 徐康良我于民国22年秋正式结束高级班训练，发予文凭。结业的学员组成空军第一队，由杨鹤霄任队长，我派为飞行电讯员，驻南京续训半年，由美国顾问耐特（Mr.Knight）指导。曾忆及一次派任务交送五架美国飞机可塞机（Corsair，海盗式）至杭州，抵杭州时逢大雾，超低空飞行时能见度几等于零，幸而及时雾散，五架飞机均先后降落笕桥机场。
民国时期的空军 西方国家对民国空军建设的…
民国32年5月空军从各部队及机关中挑选了约300名军官、军士，集中成都，分四批赴美接受飞行、通讯、领航、机械、轰炸、射击等专业训练。我被任命为总领队，副总领队二人为洪养孚及王世萚。我率领第一批人员首先离国，经昆明赴印度，9月1日在孟买登船，船行约一月抵达旧金山，转到洛杉矶以南之圣安娜（SantaAna）空军基地等候。其他三批人员陆续到达以后，即在该基地接受入伍训练。该基地庞大，受训人员多至万人，每周有一次分列式，我亦曾轮到担任分列式的校阅官。 我空军人员在圣安娜受入伍训练3个月，同时补习英语会话，多由随行之翻译官及美国士官任教。受训结束至1944年春末开始分组专业训练，当时飞行人员训练在美国的高级飞行学校（AdvanceFlyingSchool），位于亚利桑那州个道格拉斯（Douglas，Arizona）；
领航员在得克萨斯州圣墨西哥（St.Marcos，Texas）的领航学校；
轰炸人员在新墨西哥阿尔伯克基（Albuqurque，NewMexico）的飞行轰炸学校；
通讯人员在伊利诺斯州圣路易斯（St.Louis，Illinois）；
机械人员在密西西比（Mississippi）州某地；
射击人员在亚利桑那州金门（Kingmen，Arizona）之射击学校。我因为是总领队，曾到各地视察受训人员。 飞行训练结束以后，即进入B24型机的过渡训练，我记得我第一次飞行B24时即是夜间凭仪器的飞行，很快就能习惯，教官说我夜间仪器飞行好过白日的视觉飞行。全部人员的飞行及其他分科专业训练均于1944年12月结束。各组人员结训时，我航委会副主任主持美国办事处之毛邦初将军均亲自莅临观礼。毛氏在华府交游甚广，活动力强，与很多美国政要熟识。 各科训练虽已于1944年12月全部结束，但因当时美国的B29超级堡垒重轰炸机进驻中国后方各机场基地，一切优先补给。我们若于当时即接收B24机群回国，将无法供应。于是决定暂时继续留在美国，接受重垒的机上作战训练，地点在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Pueblo，Colorado）。 1945年5月率领全部接收B24的留美人员奉命至长岛某基地集中等候运返中国。当时美国租借法的规定，移交的飞机必须由美国的空军人员输送回中国，而我等训练完毕的人员必须搭船或另乘运输机离境。5月13日我全部人员分搭30架B24回国，我先辗转回国报到，而且视察成都的营房等各种设备，因为一时准备不足，B24机群及人员暂留印度的卡拉奇（Karachi）待命，我亦暂住卡拉奇（Karachi）。8月，B24机群编成第八大队，由洪养孚任大队长，驻防成都，胜利以后迁上海大场机场。 早在抗战以前我空军航校即聘有一批美国教官，帮助飞行训练，我空军飞机亦多半购自美国。美国顾问原为裘伟德（JohnJouett），后为退休中校陈纳德。陈氏很得蒋夫人赏识，抗战初期曾参与对我空军之指挥，后仍留官校任教官。珍珠港事变以前，美国曾运一批P40飞机至仰光，拟交予我空军使用。我空军派飞行员往接机，在仰光试飞时，或许因受炎热气候影响，觉得该机操作不佳，我空军不愿接受。陈纳德得知消息后，即邀约一批美国失业飞行员，成立志愿队，说服我当局接收该一批P40，帮助我国抗敌。我空军亦派人员支援美国志愿队（记得傅瑞瑗及石隐即曾担任此类工作），志愿队初出任务时，即曾击下零式机，建立声誉。 美志愿队原以昆明为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派第十航空队驻印度，以原驻华空军武官ClaytonL.Bissell为司令，而在华之志愿队改编为第十航空队一支队。后来因为蒋夫人大力支持及战事的需要，扩充成立第十四航空队驻华，任陈纳德为司令，且升少将。该队队员以飞虎为标志，故又称飞虎队，派驻后方及华南各基地，飞机种类由P40进而为P47及P51。后来又与部分中国空军成立中美混合联队，主要是一指挥机构，有时我空军之驱逐及轰炸单位受其指挥。联队长初为蒋翼辅，后为徐焕升。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美国的军援陆续到达，飞机的补给机种主要是P40，P47，P51驱逐机及B25轰炸机。美国的物资援助比较可靠，源源供应，不似抗战前期俄援之时断时续，时冷时热。我空军为了取得密切联系，派航委会副主任委员毛邦初长期驻华盛顿，主持中国空军办事处。 抗战胜利我回国之时，经过了几年的美国军援及人员的训练与充实，我空军的实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大。当时第三、四、五、十一、十四大队为战斗大队，所用机种多为P47及P51，每大队编制上有75架飞机，实际上为50架左右，其使用的妥善率为75%，即35架至40架飞机；
第一大队改为运输大队，用C46；
第二大队仍为轻轰炸，用B25。第八大队即原由我从美国带回之重轰炸机30架B24编成。第十大队为空运大队，多用C46及C47；
后又成立第二十大队亦为运输。第十二中队为侦察、照相中队。1945年夏秋我空军作战用飞机约400架，加上教练机等，全数当接近500架。 赖名汤稍后，航委会要选派飞行学生赴美受训，第一批已成行，第二批亦考选将赴美，并遴选中级干部担任领队。航委会考虑，我既已考取美参大，因该校停办未去，可由我任该批学生的领队。后来由毛邦初向周至柔主任建议，周主任对我已有相当认识，即决定派我为留美飞行学生第二批的领队。学生50人，多不懂英文，其中同学如12期之陈鸿铨等都属这一批；
翻译二人为许雪雷与曾宪霖。时为民国30年11月，我们准备就绪出发，先飞香港再乘船赴美。 克鲁兹邮轮于圣诞节前夕，即24日抵旧金山，我们即被受训之学校当局接往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圣诞节当天，全体同学进入雷乌机场。该机场系由美国民间所经办，负责人名叫霍弗休斯。除美国军方的少数联络人员外，校长、教官皆为平民身份。其为中国空军举办训练，系接受美国军方的委托。抵达后，我即与学校有关部门安排同学受训之分配活动等事宜。该校虽属民间经办，但训练却严格而现代化。是时很多华侨子弟服役于美国军中者，来学校当翻译，或担任学科教官，其中若干人在今天美国工业界已颇负盛名。
民国时期的空军 西方国家对民国空军建设的…
在华盛顿工作数月之后，奉调回到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至美军洛克基地，担任中国空军在美受训所有官兵的总领队。在美国宣布参加二次大战，同时宣布对日作战之后，中美军事已加强合作，而我国空军在国内的许多训练基地，如云南的昆明、蒙自、霑益，以及四川成都等处，却经常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与骚扰；
中国飞行人员的训练实施，深感困难。美国既已为我盟邦，与我并肩作战，为加强我空军战力，同意给我们空军飞行装备，这些装备包括T6教练机，P38型、P40型、P45型，以致后来的P51型战斗机，B24型及B25型轰炸机，此外尚有侦察机及C47型运输机等。中国空军为接收这些飞机，必须派出大批空勤与地勤人员赴美，分别接受有关机种的训练。因此，从民国32年起，我国空军赴美接受空地勤与换装训练者相当多，一度曾多达一千余人。我即基于上述使命派到洛克基地，督导我国空军所有人员之训练。 除了飞行本身与地勤训练之外，还有航行班、炸射班、侦察照相判读班等训练，均在我的督导范围之内。当时耶鲁大学设有照相判读班，我接受是项训练的官兵即在该校受训。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城空军基地，则设有规模庞大的炸射学校、航训学校，我记得B24型轰炸机所用的司派来式投弹瞄准器，航炸人员均须接受是项训练。因此，我在凤凰城时，必须经常飞赴这些地区，巡回督导，了解训练情形。 段佑泰当时梁山是个相当重要的空军基地，P40型飞机全部以此为基地，我去看了几位朋友，也想继续学飞行，正好蒋委员长号召知识青年从军，遂在民国33年又重新考入空军官校。当时考试录取标准比较低，对年龄限制马虎一点，是年我23岁，正是体格高峰的时候，很容易就考取了。当时万县考取3人，我们一起到重庆，搭机赴昆明巫家坝进第23期入伍，训练3个月。 笕桥第23期有一部分是士校七期并来的，他们是士校的最后一期，由成都入伍，并到官校，称23期特班，士校就取消。我们是23期正班，两期一起在昆明入伍，到印度拉合尔作基础飞行。我们在此作初级飞行时，原先我在印度的女朋友，与自加尔各答到拉合尔的空军教官同行，不料最后形成一种三角关系，我心情郁闷，不太能飞行，终至住院。出院后，幸好23期教官霍树文力持我有飞行能力，乃降班到24期，两期相差3个月。24期同学有后来韩国驻华大使金信，及其他许多同学。 24期系按照高矮排列分批，第一批50人，在印度入伍飞行训练结束，就由一位中国教官带领赴美学习飞行，然而第一批于民国34年9月毕业，此时战争已经结束。不过我们与美国的条约仍属有效，故我们第二批50人仍到印度，等待赴美进行飞行训练。但第三批就没有机会赴美，从印度由教官带回，飞回笕桥，在笕桥毕业。 我们赴美时，由加尔各答坐船，经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大西洋到纽约上岸，径往德州学习飞行。 当时赴美接受飞行训练的有好几批，其中一批是B24，这是成组的，配备好正、副驾驶员及领航枪手，原组人员赴美后，分别到各学校学领航、驾驶、射击、投弹等知识，然后集合起来接B24机回国。另外还有专门训练做枪炮、机械、仪表等。专门训练飞行人员是从1941年底，分派原航校十二期的学员，经澳洲赴美国，美国称之为中国分队。一直到我们二十四期，就是第十九批，也是最末一批。 在德州圣安东尼的初级训练用PT19机，到中级驾驶AT6哈佛高级教练机，到高级训练时，改为P51。我们那批受此训练的仅有少数几人，他们飞完P51之后，又受仪器飞行训练，然后才飞双发动机。训练结束即分发部队。 3.意大利政府对国民党空军的帮助 徐康良驻徐州约一月后接任务完成返南昌基地，接受由意大利顾问指导的空勤训练。当时有一批意大利费亚特轻轰炸机抵达，空军第一、二队集中训练接收此机。 民国23年的意大利教官由准将阶的军官名罗第（Lodi）者率领，帮助训练我空军。当时学员多由陆军官校学生中招考而来（多为军校九期至十一期学生），因为编班的时间略早于笕桥航校的第五期，故称为五期甲班，在南昌接受意大利教官的训练。意国教官训练方式与航校美国教官很不一样，不采用淘汰制，每一学员均继续训练至结束，其训练的实效不如航校。而意国教官亦觉得中国空军素质太差，故航校第五期的毕业生很不愿被称为五期乙班，因为他们接受的是航校正规的训练，淘汰率高，而且毕业的时间在甲班之前。甲班的训练直至民国25年始与第六期甲班同时毕业。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赖暋访录：《赖名汤先生访谈录》上册，“国史馆”口述历史丛书（4），1994年6月。 张力、吴守成、曾金兰访问：《海军人物访问记录》第一辑，口述历史（71），1998年9月。 张力、吴守成、曾金兰访问：《海军人物访问记录》第二辑，口述历史（71），2002年10月。 迟景德、陈进金访问，陈进金记录：《刘先云先生访谈录》，“国史馆”口述历史丛书（5），1995年。 郭廷以等访问：《口述历史——军系与民国政局》，“中研院”近代史所口述历史丛书（7），1996年6月。 沈云龙等访问：《口述历史》（8），“中研院”近代史所口述历史丛书，1996年12月。 郭廷以、沈云龙等访问：《口述历史》（9），“中研院”近代史所1999年6月。 黄嘉谟、陈存恭访问，陈存恭记录：《劳声寰先生访问记录》，“中研院”口述历史丛书（17），1988年9月。 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记录：《于达先生访问记录》，《口述历史》（19），1986年。 陆宝千访问，官曼莉记录：《郑天杰先生访问记录》，《口述历史》（21），“中研院”近代史所，1990年。 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记录：《丁治磐先生访问记录》，“中研院”近代史所口述历史丛书（27），1991年6月。 张玉法、陈存恭访问，黄铭明记录：《刘安祺先生访问记录》，“中研院”近代史所口述历史丛书（30），1991年6月。 张力访问，记录：《黎玉玺先生访问记录》，“中研院”近代史所口述历史（31），1991年。 张朋园访问，郑丽榕记录：《张法乾先生访问记录》，“中研院”近代史所口述历史丛书（34），1992年2月。 黄秉衡：《八十自述》，《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五期。 陈振夫：《抗战期间服役海军》，《传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一期。 全书选载完毕，更多精彩，请见原书。呼吁读者购买正版图书。 本书为凤凰网读书授权连载。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者部分转载本书。
第4篇: 清至民国时期山西解州的农业发展
1·主持：这样一个流金的夜晚，一场别开生面的老上海，风情之夜即将为您开启。
2·有请白乐门头牌“白玫瑰”将为您带来《夜上海》
3·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才终于除尽了绵延２８０年的辫发陋习，废弃了繁琐衣冠，并且逐步取消了妇女缠足的恶习。中山装与长衫，西式摩登女装与旗袍，西风的劲吹与传统的新生相辅相成，使民国服式呈现出亦中亦西、华洋杂处的局面，交织成一道奇特的、充满生机的服式景观。然而其中当属旗袍和燕尾服最为独特，民国旗袍开始收腰，袖口渐小，边缘渐窄，表现女性体态的自然优美曲线．民国旗袍面料较轻薄，采用印花织物居多，装饰较简约。袍服拥有着防寒，蔽体，象征身份的功能，其审美意味是传统、含蓄。然而源于欧洲以黑色为主色调人马车夫的燕尾服，作为男士在正规场合的礼服，无处不彰显着达官贵人之势。正是因为众多西方文化冲击着民国人们的生活，才使旗袍和燕尾服的出现，让中华民族气息更加浓厚，毅然生生不息的蓬勃发展。
第5篇: 清至民国时期山西解州的农业发展
民国时期的土匪
土匪问题是近代中国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其影响从乡村蔓延到城市，从下层推演至上层。土匪活动不仅是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而且土匪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竞争的对象，反动势力利用过他们，进步势力也争取过他们。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以往人们只是注视它和议论它，很少有人能透彻地了解它和科学地解释它。因此，有关土匪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究竟如何给土匪下定义？什么人充当土匪？土匪组织的内幕如何？土匪猖撅的原因是什么？土匪活动的规律、特点和结局如何？土匪的文化内涵有哪些？土匪与民主革命又是什么关系？等等。
（1）“土匪”的界定问题”。
“土匪”是一种笼统含糊的称谓。在近代中国，被寇以“匪”字的称呼很多，如粤匪、夷匪、拳匪、会匪、教匪、团匪、兵匪、官匪、枭匪、烟匪、胡匪、山匪、共匪、赤匪、蒋匪等等，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内涵差别很大。很显然，在中国有一个传统，即政治上的敌对双方互相用“匪”字污蔑对方，以达到确立自己一方正义性的目的。所以，我国文献中关于“匪”的大量记载所函盖的内容和性质是广泛的，仅仅凭借“匪”字的称谓去判定其实质是想当然的做法。因此，研究土匪的科学前提是明确土匪的概念，从而明确研究对象的性质。国内学者也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当属蔡少卿。他认为“土匪就是超越法律范围进行活动而又无明确政治目的，并以抢劫、勒赎为生的人。”（注：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个观点吸取了国外学者的意见。此外，牛敬忠参照社会学关于离轨、偏差等概念认为，“土匪是一个具有反社会性的暴力集团，他们以公开烧杀、奸淫为活动手段，在行政上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他们是与整个社会为敌的。”（注：牛敬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绥远的匪患》，《内蒙古师大学报》1993年第4期。）谭属春认为“土匪是指旧中国那些一惯用杀人放火、抢劫、绑票、勒捐等暴力恐惧手段，劫掠他人财物以满足个人私欲，从而危害社会、破坏生产、阻碍历史前进的个人和集团。”（注：谭属春《近代中国的匪患问题初探》，《求索》1994年第4期。）李英铨与谭的看法基本一致，他着重强调了中国近代土匪的时间界定，认为中国近代土匪开始于清末和辛亥革命时期，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土匪。（注：李英铨：《辛亥革命时期土匪活动的反动性》，《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上述界定，虽然标准不一，但基本上揭示出了中国近代土匪史研究对象的实质，为全面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稍嫌不足之处在于没有突出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性，没有反映出中国近代土匪自身的独特性。
（二）土匪的分类。
蔡少卿提出按土匪活动的地域特点、土匪的性质和土匪的组合方式、活动规模、持久能力等因素三个标准分别从不同角度去分类。（注：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种分类方法更便利于深入研究。孙燕京则根据近代中国不同的地理区域的环境特征和土匪活动特点将近代土匪分成四种类型。（注：见史革新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对土匪进行分类，有利于科学地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土匪的分类必须以符合中国近代国情和土匪自身的特点为前提，在这一点上，国内学者做得比较好。
（3）土匪产生的根源。
中国近代土匪之多，举世罕见，寻根探源是十分必要的，这将有助于揭示近代中国的社会特征。
蔡少卿认为，“土匪是农业社会的产物，盗匪活动是农民对压迫和贫困的一种反抗。”农村剩余人口、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农民、溃散的士兵、在社会生活中缺乏机会或遭到不幸挫折的人等在中国近代社会中极有可能参加土匪（注：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他们还从“社会——政治——经济——心理——行为”这一链式关系入手对北洋军阀时期土匪猖獗的原因作了多方面、立体式的剖析。（注：蔡少卿、杜景珍：《试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匪”》，《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谭属春则把近代中国匪患产生和猖獗的根本原因归结于旧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注：谭属春《近代中国的匪患问题初探》，《求索》1994年第4期。）。刘平认为，清末以来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一直处于动荡与崩溃之中，这形成了一个不断制造盗匪的温床。（注：刘平：《清末民初的太湖匪民》，《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马烈在分析民国时期匪患触目惊心的原因时认为，这一方面是与以往中国封建社会年固有的原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近代中国存在的重大缺陷有关。（注：马烈：《民国时期匪患探源》，《江海学刊》，1995年第4期。）此外，还有学者就统治者阶级的土匪政策、近代中国政权更迭、流民、鸦片泛滥、秘密社会猖獗、个人心理等与土匪产生的关系作了有益的探讨。（注：见上述牛敬忠、李英铨的文章，另见王振羽：《近代匪祸探源》、《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
李贤华：《旧中国土匪问题初探》，《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土匪产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已不同于古代社会，因此中国近代土匪的产生既有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因素的作用力，又更多地带有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转型的色彩。
（四）土匪的结构研究。
关于土匪的基本成员。贝思飞认为农村劳动力过剩造成了长期失业或不完全就业的大军，它为土匪活动提供了基本来源。（注：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徐有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蔡少卿认为，土匪主要是遭受压迫而逼上梁山的农民，其中无业游民是最主要的来源。（注：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持这种看法的学者比较多。（注：见史革新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
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此外，散兵游勇、地痞流氓等也被视为土匪成员的组成部分。（注：李英铨：《辛亥革命时期土匪活动的反动性》，《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关于土匪的首领。贝思飞认为匪首只在名义上拥有匪帮的最高统治权，首领是根据其成就和能力而确定的，匪首有“地痞”、“恶霸”、“阴谋家”、“政客”等几种类型。（注：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徐有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蔡少卿认为头匪头目“加入匪伍往往不是生活所迫，而是政治、道德和个人气质的原因，他们之中固然有一部分人来自上层阶级和一些边际的团体。”他根据匪首的来历和从事匪盗活动的特点，将其分成侠盗型、复仇型、升官发财型、兵痞型、惯匪型、恶霸等六种类型。（注：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关于土匪的组织形式。贝思飞和蔡少卿都根据人数多寡将土匪团伙分成三种组织形式：小股土匪、大股土匪和土匪军队。组织形式从简单到复杂直至仿照军队组织形式。蔡还指出许多研究者易忽略的一个形象：即在土匪内部，土匪一般以人、枪入股，按股分脏。（注：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土匪的心理研究。把土匪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运用心理学方法来揭示土匪的内心世界是土匪史研究的一个特点。土匪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其特殊性尤为突出。因此，研究土匪的心理重点应放在土匪的特殊心理状态变化上。
贝思飞认为土匪加入匪帮在心理上有某种满足感，土匪的严重暴力往往是心态严重失衡后的生理渲泄，其心理是自卑的、有巨大压力的病态心理。（注：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徐有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蔡少卿、杜景珍则分析了中国农民当土匪的过程中的心理变化。他们认为，一旦农民离开土地就会失去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宗法制度下而产生的吃苦耐劳、忠厚善良的忍耐性，开始奉行“乱世哲学”，看待土匪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注：蔡少卿、杜景珍：《试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匪”》，《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这就揭示了许多人反复为匪的心态。牛敬忠认为土匪一般具有报复性反社会心理和追求财富的投机心理。（注：牛敬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绥远的匪患》，《内蒙古师大学报》1993年第4期。）
（6）应该承认，中国近代土匪史研究的理论基础还十分薄弱，这主要表现在研究的课题欠深刻上。史学的描述和考证只是史学研究的初级阶段，土匪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对土匪这一社会现象作出理论上的说明，使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当前，我们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结合多种学科的理论方法，创建中国近代土匪史研究的理论体系。
中国近代土匪史的研究既要在原有课题上进一步深入，又要不断开辟新课题。例如，“农民离村与土匪问题”、“自然灾害与土匪现象”、“人口膨胀与土匪问题”、“土匪与农村社会变迁”“土匪与乡村豪绅政权”、“日本侵华活动中的匪帮”、“土匪与抗日战争”、“中外土匪比较”、“传统土匪与近代土匪比较”、“土匪与地方政权”等等，都有待于我们去研究。此外，资料的整理工作也亟待加强。
最后，我们期待着一本理论体系完备、内容丰富翔实的完整的《中国近代土匪史》专著早日问世。
推荐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