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改革开放史,供大家参考。
改革开放史
本文将简要回顾改革开放的背景和历程，重点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转变和主要经验，并就当前中国在国内和国际面临的挑战作些初步探讨。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
改革开放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这样一次“伟大觉醒”和“伟大革命”不会突然发生，必然有其深厚的历史积淀。要懂得中国为什么会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变化，就必须对新中国成立时的基本状况和此后的经历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一）革命的胜利与新中国的任务
回望历史，自20世纪以来，中国就处在不断的变革之中。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一个大革命时代。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革命完成了两个使命：第一，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第二，实现祖国大陆的统一。这两个使命的完成，结束了旧中国一百多年来外战、内战不断的局面，为新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前提。
新中国成立时，由于连年战争刚刚结束，中国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当时，中国是一个农业国。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所谓工业大部分是手工业。现代工业很少，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等少数大城市。1949年，国内工农业总产值仅为人民币466亿元。按全国人口4.5亿计算，人均约100元左右。为尽快改变国家的面貌，毛泽东提出两项基本任务：第一，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第二，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此后，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这两项任务展开的。
（二）新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
长期的革命经历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二是超强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中共的这两个特点对新中国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道路具有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从1949年到1954年，在五年多的时间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确立了新的政治体制。基本政治制度有三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普选制基础上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拥有立法权、任命权和监督权。除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之外，中国还有八个民主党派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这套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采取中央高度集权的形式。在当时，这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巩固。
新中国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要长一些，从建国初期经过一段探索至1958年基本定型。这一体制有两个特点：第一，单一所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所谓单一所有制就是实行公有制，只有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基本没有个人的和民营的企业。国家对工业、农业和商业都实行计划，企业和农村按计划生产，国家对产品实行统一定价，统一调配。第二，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统一行政和生产管理。户籍管理制度也在此时确立，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国家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生活保障。由于生活必须品的供给与户口制度联系在一起，不仅城乡居民不能自由流动，城市居民也不能自由流动。
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在旧中国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转化而来，其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这里仅简要指出三点：
第一，旧中国实行的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新中国初期曾尝试实行双轨制。由于连年战争，民国后期的经济体制是半统治、半市场，官僚资本即国家资本在全国总资本中的占比超过一半。这种情况使得新中国可以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迅速建立起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时还存在集体、私营、个体和国家资本主义等成分。当时，中共负责经济工作的一些领导人认为，中国经济落后，不具备实行苏联式全面计划经济的条件，应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按照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国营经济实行计划，其他成分依靠市场。然而，这种双轨制的尝试并不成功。
第二，当时存在一系列将中国经济导向计划体制的因素。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为稳定和恢复经济、保障人民生活采取的诸多政策措施虽行之有效，但客观上具有消弱市场要素的作用，从而形成了导向计划经济的路径。其次，冷战国际环境和朝鲜战争的发生，使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仅局限于苏联、东欧等实行计划体制的国家，并促使中国领导人决心实行赶超战略。最后，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顺利完成，中国基本形成单一所有制，这就为全面实行计划经济创造了条件。
第三，新中国实行赶超战略，依靠工农业“剪刀差”进行原始积累，以及限制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等措施，是导致城乡差别固定化的重要原因。客观地看，自近代以来，中国便出现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而扭转这一趋势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简单说，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有一个探索形成的过程，至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单一所有的计划体制基本定型；
此后，直至改革开放启动，中国经济便是在这一体制下运行的。在中国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这样一套计划体制可以使人民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同时也使国家能够集中资源在一些方面取得迅速发展，如重工业和国防科技方面。不过，从长期发展来看，这套经济体制效率不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大，城乡差别显著。
（三）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冷战国际环境下，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工业化只能依靠苏联援助，学习苏联经验。但中国人很快发现，苏联模式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管理死板，效率不高。1956年苏共二十大斯大林问题暴露后，毛泽东提出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但毛泽东在世时未能找到正确答案。
从1956年至1976年，中国进行了各种探索。这一探索的开端是良好的。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的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当时虽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但基本精神相似。八大前后，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一系列极具创建的新方针。然而，正确的思想并非一经提出就能坚持下去。此后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国际环境的变化、党内不同意见，以及社会上的各种反应，探索的方向逐渐出现偏差。
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否定了八大的判断，认为“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并没有结束。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试图以依靠群众运动、打破常规的办法发展经济；
同时尝试改良计划体制，思路是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把一些权力下放给地方，以便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结果，“大跃进”遭到失败，对计划体制的调整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然而，当时并没有总结不尊重经济规律的问题。1962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错误指导思想发展到极端就演变为“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为期十年的内乱。
新中国从1949年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7年，前7年发展比较顺利，后20年经历坎坷，代价高昂。然而，总的来看，新中国在经济建设上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是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从经济总量上看发展也不算慢。1976年国内工农业总产值4536亿，是1949年的9.7倍。同期中国人口从4.5亿增长到近10亿。工农业总产值按人均计算，从人民币100元增加到454元。这一人均增长大致与二战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但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相比，特别是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相比，中国明显落后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领导人和人民群众一致希望加快国家现代化建设，决心改变差距日趋拉大的局面。这时的主、客观条件已不同于以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二、改革开放的发展阶段
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常说：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然而，凝固的与流动的，对观察者和研究者来说毕竟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且是一段没有完结的历史，要做出合理的划分并不容易。现在，学界还有不同看法，需要进一步讨论。
目前，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比较细致的划分是把这个历史过程分成以下六个阶段：1、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段（1976—1978）；
2、全面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启动阶段（1978—1982）；
3、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阶段（1982—1992）；
4、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2002）；
5、建设全面小康社会阶段（2002—2012）；
6、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2012—2022）。
这种阶段划分的办法现在采用较多，但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现在通常把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历史转折的标志和改革开放的起点，讲改革开放四十年并未包括上述第一阶段。第二，上述各阶段如何标示、主题如何概括才更准确，尚需进一步斟酌。例如，上述第四阶段，自中共十四大起便称为“新阶段”，现如延用已不合适；
但本文的标示仅突出了该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最重要的内容，而未能涵盖如港、澳回归和建立全方位对外关系格局等其他重要内容，亦有不足。第三，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这一新时代从党的十八大之后开始，或将延续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
从研究者的角度，笔者倾向于把上述六个阶段两两合并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启动，其间是历史转折的实现。这主要因为历史转折并非一下发生，不像一个锐角，而像一条抛物线，讲历史转折事实上离不开对“文革”结束后最初两年的记述，局部拨乱反正和一些改革尝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已开始。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与经济体制转轨。改革开放内容丰富，把阶段划分得粗些、长些，有利于更好地展示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及其相互间的配合，也有利于说明经济体制改革从最初探索，到确定目标，再到基本实现转轨的过程。第三阶段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个阶段尚未完结，许多方面的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做出总结和评价为时尚早。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转变
本文论述的重点放在三阶段划分法的前两个阶段。因为这两个阶段已过去近20年，经过历史的沉淀，许多事情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对处于现在进行时的第三阶段，笔者将比较其与前面两个阶段的差异，提出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生了令人眼花瞭乱的变化。梳理这个过程，可以看到有五个方面的转变引导着整个潮流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一）指导思想的转变
改革开放所以能发生，是与党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段，发生了几个重大事件：一是1978年春夏之交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个讨论使思想解放成为潮流，使党回归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中外交流的恢复和开展。“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派遣代表团出国访问，目的之一是学习外国现代化经验。有人称，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出国访问潮，是近代以来国人第二次开眼看世界。三是1978年夏秋之际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这次会议讨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一些设想和措施。最后是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许多重大事项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讨论商定，在随即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形成正式决议。上述事件为党的路线转变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改革开放的起点，即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党提出新的政治路线，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重要的转变意味着中共明确了作为执政党，其主要任务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次全会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上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构成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在改革开放启动之际，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而这是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密切相连的。1979年国庆节前夕，叶剑英发表重要讲话，代表党中央对建国以来的历史做了郑重而初步的总结。不久，中央确定要写一个新的历史决议。经过反复讨论，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评价，即功大于过；
二是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阐述，最重要的是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全党智慧的结晶，同时把毛泽东的晚年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隔开来；
三是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郑重的总结，特别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概括起来，建国以后的教训主要有三条：第一是革命胜利后，党没有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仍然把开展阶级斗争作为主要任务，致使政治运动不断，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和国家的法律制度遭到严重破坏；
第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效率，同时党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不重视经济规律，多次出现严重失误，导致经济发展大起大落；
第三，国家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没有跟上世界的发展步伐。这既有外部环境的客观原因，也有自身主观认识的局限。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拨乱反正的完成。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非常重要，中国的改革以问题为导向，针对的是原有体制的弊端，而不是把原来的体制推翻。
1982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概念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和经验，而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会议决定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在经济方面，当时提出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人均GDP达到800美元，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以后又提出到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改革开放就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在这个路线图和时间表形成的过程中，邓小平的“小康”思想具有指导作用。1977年，党的十一大会提出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已看清，这个目标届时将无法实现。1979年12月，他在同来访的日本首相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这一“小康”思想体现了邓小平大智慧：第一，这是一个缓冲，把不切实际的目标降了下来；
第二，“小康”这一提法第一次把党所主张的国家现代化大目标与老百姓的现实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小康是中国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传统向往与追求；
第三，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整个战略步骤实际是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思路来安排的。
（二）政治环境的转变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两者几乎是同时启动的。当时，人们首先感到的是政治氛围的变化；
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改善则有一个过程。政治方面逐步推行的措施包括：
1、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两件事的性质和涉及的人员范围有所不同，共同的目的和作用是大规模调整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平反冤假错案关键是纠正错案，涉及的人员主要是“文革”及此前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错误批判的干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关键是不再搞“唯成份论”，其涉及的人员范围更宽、数量更大，具体情况十分复杂。例如，为“地、富、反、坏、右”摘帽等。以往，“成份”和“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前途和命运。上学、找工作都要讲出身和成分，甚至要“查三代”。划定成份长期不变且株连家属子女，是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基础之一。这种“成份”或“出身不好”所带来的政治包袱有多沉重、多压抑，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不是过来人很难了解和体验。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重大意义在于，打破原先按照阶级、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把人们分成不同等次的做法，使得每个人获得了平等的公民权。
2、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上世纪60年代，个人崇拜日趋严重，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形成一言堂，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错误。有鉴于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并重新恢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当年8月，邓小平明确提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以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和领导人兼职过多的问题。在政治体制方面进行改革的探索由此展开，其宗旨是为了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其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3、取消“文革”时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恢复各级人民政府。“革命委员会”是“文革”时期造反派夺权后建立的政权机构，其特点是党、政合一。“文革”结束后，“革命委员会”的名称得到延用，但由于各级党委的恢复，其实际作用已相当于原先的各级政府。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后，“革命委员会”的称谓逐渐废弃，各级政权一律称政府。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正常化的一个步骤和标志。
4、废除“大跃进”时期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乡、镇设置，逐步实行基层自治。1982年至1984年期间采取的这一措施打破了公社化之后农村形成的政社合一（实际是党、政、生产管理三合一）的状况。对于农村基层来说，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经济组织实际是上下级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农民没有生产自主权，政社不分也削弱了基层政权机构管理行政事务的能力。改革初期，当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人民公社的解体已不可避免，而废除这一体制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改革取得的成果。农村基层自治是人民公社解体过程中农民群众的创造，在写入1982年宪法后逐步推开。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城市居民自治制度也有所发展。进入21世纪，基层自治制度正式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5、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按照“四化”标准启用大批年轻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为一般职工建立了退休制度；
但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没有明确的退休制度，实际是终身制。“文革”结束后，让一些年事已高，特别是文化水平较低、思想比较僵化的老干部退出领导岗位，让胜任改革、年富力强的人接班已刻不容缓。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党中央决定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同时明确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提拔年轻干部，这样就在总体上形成新、老干部的有序交替。
6、改进和健全各级人大和政协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在全国人大一级主要是赋予人大会常委员会更大的立法权，绝大部分法律由人大常委会通过即可生效，只有特别重大的法律仍须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这就更好地发挥了人大的立法作用。同时，在全国人大陆续设立一系列专门委员会。在基层人大，主要是在县一级设立常委会。这些改进加强了各级人大的作用。政协会议在“文革”结束后重新召开，强调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由此加强。以后，又把参政议政列入政协的主要职能。
7、加快制订各项法律。中国的法制建设在“文革”中遭到巨大破坏。改革开放初期，加快制订各方面的法律成为当务之急。人大法律委员会成立后，仅三个月时间就立法七部。其中，有的是“文革”前已制订但未获通过，有的为改革开放所急需。例如，为配合引进外资的需要，制订了对外开放的第一部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改革开放后制订和通过的法律包括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刑法、经济法、诉讼法、民商法等等，行政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等则出台较晚。其中，1982年宪法的制订具有重要意义。这部宪法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在内容和结构上做了一些调整。结构上的重要调整是把公民权力和义务这一章调整到国家机构一章之前。当时的考虑主要有两点：一是突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二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事实上，政治方面的改革内容广泛，有关的一系列举措使得国家治理朝着民主法制的方向发展，并起到为经济方面的改革清扫道路、创造条件的作用。如果没有政治方面的这些转变，经济上的改革是难以推动的。
（三）经济体制的转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采取渐进方式，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并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思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这方面的改革从一开始时就有明确的对象，即计划经济体制；
但最初目标并不明确，是对现行体制进行改良，还是最终抛弃它，一时尚无定论。
1、改革从调整开始，“对内搞活”与“对外开放”渐成一体。在改革开放启动时，中国的基本经济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当时的思路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改革和开放多少作为两个领域被分别考虑。改革要解决的是国内经济体制效率不高，缺乏活力的问题；
开放则为打破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开展科技、文化交流。然而，中国的实践表明，内部的改革与对外开放难以分开。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农村改革是纯粹的中国特色，而城市改革则更多地与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经查阅，“改革开放”合并成一个词，作为一个完整概念，实际是1983年下半年后才出现在报纸和中央文件上的。
2、经济体制改革从城市起步，出人意料地在农村取得突破。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指导思想是城市领导农村，最初设想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从城市着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在一些国企启动改革试点，主要办法是向企业放权，不再重复以往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做法。但新尝试效果仍然有限，原因是计划经济环环相扣，从体制的末端着手难以形成全局性突破。这时，农村出现了预想之外的情况。计划经济对农村的控制相对不那么严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改革强调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农民群众就利用这一点突破了政策限制，开始尝试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大包干”是其中最简便的一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产品数量和品种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乡镇企业也开始发展，城市供应得到改善，整个经济由此活跃起来。
3、建立沿海经济特区，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等。这是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深圳是最成功的特区。经济特区的意义不单是开辟对外开放的窗口，更重要的是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探索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路径，并具有示范和吸引效应。例如，深圳实行市场经济后，吸引周边地区农产品流入，不仅对周边地区的物价产生很大影响，对周边地区的计划体制也形成很大冲击。以后，对外开放逐步扩大，从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边界口岸。
4、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以及对计划体制的冲击。一系列改革的结果是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企业的所有制状况已不同以往，原来只存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情况被打破，出现了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个体企业、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新的大集体企业等。这里需要对新的“大集体”企业做些解释。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大量知青回城，需要安排就业。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不仅允许这些人自谋出路，而且要求街道、机关、学校、工厂都兴办企业。这些新建立的企业当时叫“大集体”。包括大集体在内的各种类型的新企业与原来的国营和集体企业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没有被纳入计划体制，必须自己找产品、找原料、找销售渠道。换句话说，这些企业必须依靠市场生存。这样，各种新型企业就在原有的计划体制之外造就了一个市场，尽管这个市场还很不成熟，也没有明确的合法地位，但它已经出现。
5、市场的复苏与“双轨制”的出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从半市场、半计划转向全面计划经济的过程；
改革开放后，又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比较这两个过程，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这两个过程经历的环节大体相同，但排列顺序相反。新中国成立后，经济上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取消外汇买卖和股票交易，管控金融市场；
随后是控制粮、棉等生活资料价格，同时为保障就业限制劳动力流动，之后是管控生产资料价格，最后是统一销售渠道。这一系列措施导致市场要素逐渐失去作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一个反向过程。允许开办农产品自由市场，意味着放松了对销售渠道和生活资料价格的管制。那时，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城里人用粮票在自由市场上和农民换鸡蛋。城市居民的副食得到改善，农民可以多吃些粮食。农副业生产发展了，农村出现富余劳动力，乡镇企业兴起，劳动力开始流动。以后，生产资料价格和销售渠道逐步也放开。90年代初出现了证券和股票交易，金融市场也逐渐形成。到这时，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都已具备。考察这一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在其最初阶段更类似于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非精心的人为的设计。
这里必须说明，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思路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这并没有跳出计划经济的范畴；
但是客观地看，这一思路在改革初期对于市场经济的起步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它第一次给予市场以合法地位，虽然还只是辅助地位。此前允许市场存在，通常是作为克服经济困难的临时性措施。一旦经济形势好转就要取缔市场，“割资本主义尾巴”。在新思路下，市场经济虽处于辅助地位，但毕竟不能随意取缔。市场经济一旦达到一定规模，便会自行拓展生存空间，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于是就形成了经济“双轨制”。
经济双轨制的出现，一方面是客观发展所导致，另一方面也有主观选择的推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最终目标，但此后几年的提法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不敢捅破这层窗户纸。一方面，这个问题争议很大，政治上很敏感；
另一方面，要维持国民经济的运行，不可能一下放弃计划经济体制，特别因那时中国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明确提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这意味着中国开始有步骤地推行双轨制，以促进经济体制转轨。其办法主要是让那些不受计划体制控制的企业优先发展，以培育市场的生成。这种体制外先行的做法也被称作“增量改革”。
关于经济双轨制的利弊，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有很多讨论。然而，以回顾的眼光看，实行双轨制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心环节，中国渐进式的经济改革能够成功，恰恰是因为有双轨制作为过渡。我们今天评价双轨制，不能局限其本身的优劣，而要看其在改革过程中的作用。其实，所有政策和措施都是有成本的，无非是成本高些或成本低些。同时，再好政策和措施实行一段时间之后也会带来新问题，需要新的解决办法。
6、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改革探讨的两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以什么为目标？在几经争执之后，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中国最终放弃了以单一所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到20世纪末，中国基本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政府的职能也有所调整，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动。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国。
考察上述历史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和体制转变，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互相促进的。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上了三个台阶，都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度的提高分不开。
（四）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顺利展开，一个重要条件是有利的外部环境，而外部环境的变化又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分不开。打倒“四人帮”后不久，叶剑英元帅在外交部的一次讲话中提出，现在我们执行的是“周总理的外交路线”，而没有再提“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这一提法的变化反映了外交政策的调整已经开始，突出了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各国发展关系。邓小平复出后主持外交工作，他所确立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主要有五点：
1、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这是外交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中美正式建交是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奠定了改革开放所需良好外部环境的基础。
2、对国际形势作出新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面临的两大问题。这个判断是逐步形成的。20世纪60年代末的判断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70年代末的判断是世界大战可以推迟，要抢时间搞建设。1985年，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判断是经过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现有人误以为，作出和平与发展的判断是实行改革开放的前提；
而实际情况是改革开放的决策在先，得出和平发展的判断在后。然而，有了这个新判断，中国便可以放手实行改革开放，它对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具有多方面影响。
3、放弃“一条线”战略，向“全方位”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延续了“文革”后期毛泽东提出的联合美欧日等国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一条线”战略；
但着眼点已不限于国家安全，而更多考虑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中国有意识地拉开与美国的距离，有步骤地使对外关系格局朝“全方位”发展，即建立比较均衡的对外关系。这既包括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四个方面的均衡，也包括各方面内部的均衡。需要指出，在对外关系格局调整的过程中，邓小平的处理稳妥而智慧。他始终强调，中美关系是大局；
对于中苏关系的改善，他高度重视，并巧妙地把控节奏。这个过程历时十年，中苏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同时中美关系也一直保持稳定。回过头来看，这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期，而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也为此后中俄关系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都对中国的发展十分有利。
4、重新阐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实，早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将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革”结束后，中国外交经过一系列调整，于1987年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归纳为十个方面。主要是：中国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
中国主张世界所有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等等。这意味着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形成体系。
5、沉着应对国际形势的大变局，提出正确处理内政与外交关系的原则。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当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动时，中国面临着巨大压力。此时，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策略方针；
同时，明确了在处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时，首先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中国因而避免了重回意识形态斗争老路的危险，并成功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恢复和稳定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同时，实现了与所有周边国家建交，与中东地区国家关系取得重大突破。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这一系列方针是极其睿智的，保证了中国的和平发展。
总起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实行的外交政策，不仅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且经住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格局大变动的严峻考验，保持了连续性，取得巨大的成功。世纪之交，中国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
（五）中国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转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阶层，城乡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城市居民也不再附属于单位。与此同时，在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明显改变，思想不再简单一致。这两方面的变化十分复杂，也难以简单评价。可要肯定的是，这两方面的变化不是也不可能预先设定，而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必然发生的，因而其影响也更深刻更长远。
四、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经验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期是相当成功的，但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改革开放自始便处于不断的探索之中，其推进的过程就是直面问题，寻求解决办法，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
关于改革开放的经验已有很多总结，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条之所以成立、所以重要，是因为党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起深刻的经验教训，有经验丰富、眼光远大、富于智慧的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并与时俱进根据新的实践形成了一系列指导思想，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笔者在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中，有以下五点感触较深，愿在这里提出以供参考：
（一）看准方向，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上世纪我国改革开放有两段时间面临的困难最为突出。第一次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当时，中国既要解决十年“文革”造成的种种问题，又要探索新路，很不容易。最初的成功突出表现一面拨乱反正，一面启动改革开放，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不几年就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此形成对照，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相继失败，出现社会动荡后十几年都难以稳定。
第二次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这次困难的产生既有内部经济、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变化产生的冲击和压力。能够克服第二次困难，关键在于中央明确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对内，在稳定政局之后，采取进一步改革措施，如大力改善党的领导、开发浦东、建立证券市场等，最重要的是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对外，既顶住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斗而不破，又积极拓展与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内外两方面措施都收到超出预期的良好效果。
除应对得当之外，克服这次困难还有内外两方面基础。在国内，主要是改革开放已使大多数人，特别是农民和工人受益；
同时亲历“文革”的干部群众对那十年记忆犹新，不愿国家再次陷于动乱。在国际，中国的改革开放使许多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受益，它们也不愿中国倒退和闭关，而坚持制裁只会使中外双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害。上述种种因素构成的合力，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扭转局面，成功地把改革开放推进到21世纪。
（二）以凝聚人心和共识的口号为引领，形成各方面互相配合的改革战略。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改革开放”、“翻两番”和“小康”是最鼓舞人心、令人印象深刻的口号。这三个口号不仅是概念，而且有深刻内涵。“改革开放”提出实现变革的路径，“翻两番”和“小康”提出中期和长期的奋斗目标。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标准，不仅指导我国制订现代化战略规划，也把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与普通百姓的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从而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后，很快形成各方面相互配合的战略。其突出特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以经济体制为重点，很快使人民得到实惠；
同时，围绕加快经济发展的需要，形成政治、外交、军事、文化，以及按“一国两制”方针推动国家统一大业等各方面的战略配合。各个方面能够协同一致的关键，在于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妥善处理内政和外交的关系，坚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不扛旗、不当头，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三）改革采取渐进方式，以双轨制和增量方法实现体制变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比较顺利、比较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采取渐进方式。渐进式改革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经济体制方面，但事实上各方面的改革都如此。例如,政治方面，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以建立顾问委员会为过渡；
对外开放，从特区开始，由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
其他如科技、文教、医疗等方面的改革也是逐步推开的。
渐进式改革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先易后难，首先清扫外围，最后攻坚；
二是以点带面，先试点，再推开；
三是以“双轨制”过渡，逐步完成新旧体制的交替。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改革的典型。考察这一过程，实际是在直接对计划体制进行改革困难重重的情况下，采取了体制外先行的策略，即通过为新兴的个体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计划外企业提供优先发展的便利，形成局部的市场经济，并不断将其做大，使之在全局中占有一定优势；
然后，再实行国企攻坚改革，以此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种方法被经济学家称为“增量改革”。
渐进式改革或增量改革的优点，在于极大地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和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震荡，有序实现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轨。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渐进式改革重要手段的“双轨制”，只能作为过渡措施而不能长期维持，如不能适时实现并轨，其所必然带有的不平等或不公平就会固定化，造成新的社会问题。
（四）在改革进程中形成中央、地方和基层的良性互动，扩大决策的参与范围提升科学性
在改革过程中，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一个突出的现象，也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经济特区的建立、股份制企业的发起、证券市场的建立等等，都是先由基层或地方试行或提出，再经中央认可或批准，进一步试点然后推开。这些都是上、中、下层之间互动的结果，而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这种互动的突出特点是，中央的决策与各地、各部门和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中央正确的决心，中、下层的首创精神将无以发挥，而没有来自中、下层的首创精神和实践，中央将难以形成正确的决策，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促成这种良性互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众多专家、学者的参与，其作用是在上、中、下层之间传递信息，为中央和地方的决策提供咨询，并参与各层次改革方案的制订和实施。决策圈的扩大提升了决策的科学性。这种互动使得各个方面的积极性都被调动和发挥出来。
（五）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的关系是辩证的与动态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快发展，而改革与发展又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同时，改革自身带有风险，改革与发展也势必会打破原有的平衡，产生不稳定因素；
但是，如果把稳定置于首位，阻碍改革与发展，最终将会导致更大的不稳定。
处理这三者关系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改革带动发展，当因改革和发展导致新的不稳定因素出现时，必须及时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加以消除。例如，国企改革造成了大批职工下岗，为解决这一问题又促成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这又是一项新的改革。事实上，改革和发展带来的不稳定，主要是由于利益格局的变化所引起；
因此，处理好这三者关系的核心在于如何能使人民大众共享改革成果。在改革初期，人们对分享改革成果的关注主要在经济方面；
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对改革成果的分享将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还必然包括平等享有各方面的权利，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五、中国面对新挑战
当21世纪来临之际，中国出现了一个口号“新世纪、新阶段”，其含意是改革开放即将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当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新阶段虽然与前一阶段是连续不断的过程，但它们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将有很大不同。
（一）改革开放在世纪之交前后的差异
简单说，20世纪后期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在新中国30年形成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
那时所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也是在那30年所积累起来的。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到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与此同时，一系列新挑战也迎面而来。这时中国面对的问题，主要已不是改革开放之初所面对的那些老问题，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或是新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所造成的，或是此前的改革尚涉及不多的，或是经济现代化“起飞”阶段过后才会出现的。
可以说，世纪之交前后，中国面临的问题不同，其产生的根源不同，要解决这些新问题需要有新的观察、新的思路、新的探索和新的实践。
（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的挑战
从中国内部的情况看，这一挑战主要来自五个方面：
1、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当务之急。当前阶段，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问题，而是在经济体制的转轨基本完成之后，如何使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快健全和完善的问题。这个问题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就已明确提出，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此提出一系列具体要求和措施；
然而，落实这些举措，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2、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结束，开始进入高质量增长阶段。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明显下降，这多少在意料之中。以往，关于现代化研究，比较注重经济“起飞”阶段，而对“起飞”过后如何转入平稳爬升则缺乏研究。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这两个阶段的转换是重要环节，如能在后一阶段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就能比较顺利地完成现代化；
否则，有可能掉入所谓的“拉美陷阱”。
3、在经济发展之后，财富的掌握和分配问题日益突出。近一、二十年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利益集团出现和腐败滋生，这一问题更趋敏感。可以说，这既是新问题，也是老问题。说其是新问题，因为它是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出现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普遍面临的；
说其是老问题，因为它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未能解决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缺乏有效防范腐败的机制。传统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重农抑商，另一个是平均主义。然而，这两个办法不仅阻碍发展，最终仍不能避免腐败。今天解决这一难题，需要的不仅是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更重要的是要在抑制腐败和保证社会公平方面有符合国情的制度创新。
4、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的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诸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产业结构问题、城市化问题、就业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等。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曾遇到，但由于它们现代化的过程相对漫长，这些问题递次出现，可以递次解决。而在中国，这些问题由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而被挤压到一起，增加了解决的难度和紧迫性。其困境在于，为解决某一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有可能对其他问题的解决产生不利影响。这使得现阶段中国的改革必须更注重顶层设计、更加周密，对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效用的限度和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有更清醒的认识。
5、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凝聚改革共识，实现有效治理要比以往复杂得多。现在中国所要应对的情况，所需考虑的问题，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远远超过改革开放初期。深化改革开放，不仅要看准方向，还必须兼顾各方的利益，统筹协调，凝聚共识；
如此，才能调动和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合力。
上述这五个方面的挑战，意味着从治国理政的角度看，党和政府要集中精力，从谋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转变为引領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正在取得成效。
（三）外部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
除应对国内的挑战之外，还必须应对外部形势的挑战。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外部环境出现了一些令人警觉的变化。最近，有关讨论很多。这里，笔者仅就如何看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在应对这些变化时自身应注意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1、改革开放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中国因素在国际形势发展中所占权重已大为增加。从中外关系的角度看，重大变化有两点：第一，中国与世界已经被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第二，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和最引人关注的变量。这两点变化对中国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受制约的一面。这种变化的出现是一个互动过程。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自觉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与赞助。中国经济因此迅速增长，并为世界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新的动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特别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和塑造世界的能力，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与担忧也与日俱增。
2、中国现正面临外部环境趋紧的态势，这种态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中国强大了，但面对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历史地看，外部安全环境趋紧是一个大国成长的必经阶段。现实地看，这是由双重因素引起的：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变动；
另一方面，中国改革进入关键阶段，内部矛盾和困难凸显。这种内外因素的重合，加之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处在一个敏感时期。外部世界会高度重视中国内政和外交动向，不断判断中国的能力和意图，并采取应对措施，中国承受的外部压力将逐步增大。事实上，这种外部环境趋紧的态势自上世纪90年代初即开始，到现在已有二、三十年，可能还将持续二、三十年。
3、在这个比较敏感的阶段，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必须注意目标、实力和手段的平衡，对自身的长处和短处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的目标是明确的，为“两个一百年”所概括。中国当前的国际地位，简单说就是一个新兴大国，国际影响显著增加，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但其他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短板有这样几点：（1）现代化还没有完成，人均GDP和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重要领域掌握的核心技术有限；
（2）国家统一还没有完成，台湾问题的解决尚须时日；
（3）我国奉行不结盟政策，没有盟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可直接调动的国际力量和手段不足，在制订国际规则方面话语权有限；
（4）作为后来者参与大国博弈的经验还有待积累。还有一点并非短板但很重要，即在当今世界大国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最为独特的。
4、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需要改换思维方式和立足点，善于换位思考，以提高预判和应变能力。以往，在分析国际形势和制订外交政策时，我们的思维习惯于先国际再国内，看一步，走一步。现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增长，世界许多国家在处理重大事务时，往往要先看看中国如何再决定本国的态度和政策。这是一个重大变化。把自己作为一个重要变量，恰如其分地摆到国际关系中去，我们对此还不很适应。这一变化要求我们在分析和判断国际形势时，既要立足中国看世界，也要学会从世界全局看中国。同时，这一变化也要求我们在制订对外政策、采取对外行动时能够预估外部世界的反应，多设想几种不同的可能，多想几步棋，谋定而动。而做到准确预判的关键是学会换位思考，而非一厢情愿。
5、需要化解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逐步解决中国与世界在体制上兼容的问题，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迅速加入世界现代化行列，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对现存世界体系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外之间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矛盾，彼此间竞争加剧。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中美之间，事实上也存在于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于中国与邻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只是侧重和程度不同。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其深刻的涵义在于不仅要解决中国内部的体制问题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还必须化解中国所形成的巨大经济体量对现存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产生的冲击与矛盾。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内部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与国际接轨。如果说那时形成的是中外接轨的2.0版本，现在则需要建立一个新的3.0版本。其要义是避免恶性竞争导致对峙与冲突，实现公平有序的竞争加全球重大问题上的继续合作。
6、必须培养健全的国民心态。中国通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中国最大的机遇就是国际格局尚未定型，国际形势趋于动荡，各国都面临许多问题，相比之下中国的状况是好的，而且我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大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保持谨慎、平和的心态，增加自身的透明度和亲和力，争取广泛的国际合作。此时，最应避免的是自负的大国主义。毛主席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韬光养晦练好内功，对外有所为有所不为，为实现国内目标的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将是对中国外交和中国智慧的考验。
（四）两个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两个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一是如何建立节约型的现代化社会，二是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实现制度稳定。
中国人口众多，从发展的角度看不仅需要创新生产方式，还需要创新生活方式。俭朴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而全球资源的有限性已决定了西方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不具普遍性。中国如能依靠有限的资源、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使众多人口过上现代化生活，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因为美好生活方式是人们最乐意仿效的。
完善和稳定经济政治制度是中国改革大课题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时所要达到的既定目标之一。从系统论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制度体系的大系统已基本稳定，而各子系统遇到问题时具有自动调节功能。而我国现在的改革还处于一动往往须从上到下全动的状态。改革开放进行到现阶段，顶层设计必须更多地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从世界历史经验看，一个政党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为本民族和国家创造一个稳定的、有利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政治制度。
改革开放史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僵化封闭和弊端百出；
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方主要国家呈现崭新面貌和不变本性；
中国对经济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着艰辛探索并有不少失误和教训。改革开放，就是要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原苏联模式、更不同于自己以往失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杀出一条血路”。
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僵化封闭、弊端百出
总的来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是适应苏联革命和战争的体制。二战结束前，苏联模式在前苏联虽然存在许多缺点和不足，但优势明显；
二战结束后，虽然也出现过一些亮点，但劣势已经逐渐大于优势。
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额为80亿卢布，工业总产值年递增19%，新建成的重工业工厂1500个；
第二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额达到181亿卢布，工业总产值年递增17.1%，新建成的工厂达4500个；
二战前的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共建成大型工业企业9000个；
第四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额更是达到405亿卢布。1928年至1940年，苏联的钢铁产量从430万吨增加到1840万吨，石油产量从170万吨增加到3420万吨，煤产量从3550万吨增加到16470万吨，各种机床从1927年的1800台增加到1939年的53900台。这在那个历史时期促进了苏联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使苏联的工业总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在极短时期内创造了震惊世界的苏联“工业化奇迹”。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正陷入经济危机，生产衰退，百业凋零。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工业化奇迹，为后来阻止和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在战争的最后三年，苏联每年平均生产坦克、自行火炮和装甲车3万多辆，飞机近4万架，大炮近12万门，轻重机枪近45万挺，步枪300多万支，自动步枪约200万支。
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历史时期，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很快显现出现。首先是高度集权的、僵化的、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使苏联人均收入低且增长缓慢：1950年，苏联的人均收入为339美元，美国的人均收入为1746美元，原西德为437美元；
1960年，苏联的人均收入为752美元，美国为2537美元，原西德为1238美元；
1970年，苏联的人均收入为1327美元，美国为4352美元，原西德为2808美元；
1975年，苏联人均收入为1978美元，美国为6345美元，原西德为6228美元；
1976年，苏联人均收入不但没有增长，而且还比1975年下降了4美元。1950年，苏联人均收入是原西德人均收入的3/4左右，到1975年，苏联人均收入不足原西德人均收入的1/3。其次是体制中以封建主义为代表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一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和否定，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这些弊端主要包括肃反扩大化，滥杀无辜，排除异己，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等等。二是苏联当时的社会状况暴露了当时“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这些弊端主要有权力过于集中，民主太少，领导干部易于脱离群众，经济上统得太死，缺乏活力，经济效益差，管理机构庞大，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严重等等。再次是对外关系中的扩张，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削弱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凝聚力和吸引力，突出表现在：先是镇压波兰、匈牙利和原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
然后在与中国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中分裂“社会主义”的团结；
最后在全球范围展开与美国的争夺霸权。
二、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方主要国家的崭新面貌和不变本性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资本主义已经历史地产生、历史地发展了几百年，迟早要历史地灭亡。按照历史的发展规律，一个事物是不可能在它没有释放出它应该释放出的能量之前灭亡的，这种能量就是其历史先进性。列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出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历史先进性，到了腐朽和垂死的阶段。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的帝国主义们不但没有历史的灭亡，而且还“梅开二度”，再次繁荣，呈现出腐而不朽和垂而不死的历史“怪”相。
“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它的‘商品的巨大和积累’。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这些为人熟知的话可用以说明战后长时间的繁荣。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惊人的生产增长……在这四分之一世纪里生产的东西，比在这之前四分之三世纪所生产的还多，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可比的时候都多好几倍……以这样的速度增长，每16年产量就翻一番。如果以后也能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人口增长率为1%，那么第一代人将大致比其父辈生活好1倍，比其祖父辈好3倍……人们不仅比他们的前辈拥有得更多，而且还有革新性的新产品。到1969年已有千百万人能够通过彩色电视机观看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50年代和60年代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正如一位英国首相在当时所说的，人们从未生活的那么好。”
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1950年为2871亿美元，1976年增长到16781亿美元。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1952年为62170亿日元，1976年增长到1644196亿日元。原西德国内生产总值1950年为978亿马克，1976年增长到11352亿马克。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1950年为129亿英镑，1976年增长到1209.1亿英镑。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1950年为1007亿法郎，1976年增长到16574亿法郎。
随着生产的发展，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普遍得到提高。扣除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因素，1970年和1949年相比，美国工人工资增长48.8%，日本工人工资增长289.7%，原西德工人工资增长242.4%，法国工人工资增长120.4%，英国工人工资增长46.1%。1977年和1970年相比，美国工人工资增长7.3%，日本工人工资增长50.7%，原西德工人工资增长27.7%，法国工人工资47.3%，英国的工人工资增长了10.8%。
恩格尔系数普遍下降。恩格尔系数是指用于食品、饮料的开支占私人最终消费支出的比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它的降低意味着人们在满足了食物需要之后，能在更高程度上满足其他方面的需要。据统计，美国1950年为30.3%，1960年为27.1%，1970年为23.8%，1977年为21.7%。原西德1950年为50.4%，1980年下降到27.3%。法国从1950年的42.8%下降到1979年的22%。英国从1948年的45.18%下降到1978年的34.9%。日本从1946年的66.4%下降到1980年的27.8%。
二次大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活力，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自身的调整，二是原社会主义模式中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对资本主义的反衬。资本主义自身的调整，主要表现为这样几种形式：一是大力推动新技术革命，二是发展国有经济，三是加强宏观调控，四是增大反垄断力度，五是推行“企业民主管理”，六是实行普遍的福利政策。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活力，除了他们自身的调整外，原社会主义模式中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的反衬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先进与落后总是相对的，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资本主义是优于封建主义的社会形态和管理方式，社会主义是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和管理方式。原社会主义模式中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不但不能优于资本主义，而且还明显地落后于资本主义。更为严重的是，不少封建主义残余却常常以社会主义的面貌出现。结果，不但没有使真正的封建主义脱胎换骨成社会主义，而且使封建主义败坏了社会主义，使本该战胜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失去了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为资本主义的“梅开二度”创造了必要的历史条件。
现代资本主义固然还在发展，但这种发展是有条件的，也是有限度的。这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在发展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时，始终具有它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那种自我破坏、自我限制和自我否定的消极腐败本性。这种本性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内，不可能得到根本克服，它决定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虽面貌崭新，但仍本性难改的道理。
三、中国对经济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和经验教训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借鉴或者说照搬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革命和阶级斗争在这一时期占有重要地位，从苏联借鉴过来的体制发展了它的固有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这一时期的成绩巨大。为了抬高自己、贬低斯大林，赫鲁晓夫，从1956年开始自揭“家丑”，在暴露苏联模式和斯大林诸多“黑暗”的同时，也给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抹了不少黑。毛泽东在苏联模式问题暴露后，为了避免苏联模式的弊端，决心走有别于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在1956年4月25日的《论十大关系》中说：“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我们工作中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吗？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改革开放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历经艰辛探索，尽管也取得了不少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成就，但最终却因为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代表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不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而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长期难以得到改善。经济建设实行“大跃进”，政治建设进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探索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两大重要举措。实践证明，这两大举措都不成功，实际上是在继苏联之后又一次在国内外进一步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和声誉，同时却又加剧了与苏联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在世界范围的分裂。尽管导致这场矛盾及其分裂的主要责任在苏联，但发生在中国的“大跃进”却为苏联制造这场矛盾和分裂，提供了借口和理由。“大跃进”严重地突破了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导致苏联以“大跃进”不尊重经济规律、不尊重他们派在中国各条战线、各个地区的各类经济专家为由，撕毁合同，撤回专家。苏联不顾信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是中苏关系破裂的标志，是世界范围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分裂的导火线。“文化大革命”加深了当时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使本来就十分复杂的中苏关系的缓和与和解成为不可能。这不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对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来说，都是一场不可估量和难以弥补的灾难。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必须探索出一条既有别于资本主义又有别于苏联模式、当然更有别于改革开放前的“文化大革命”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
综上所述，像中国这样一个东方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既不能简单照抄马列本本，也不能简单照搬别国模式；
既不能走老路，也不能走邪路。而只能通过改革开放，结合中国国情，灵活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原理，闯出一条新路。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改革开放史
开启改革开放大幕的思想先导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7年下半年反右运动开始，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左”的错误，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灾难。“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人民群众生活依然贫困，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关键抉择。当时中央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中国共产党人紧迫的历史任务是：拨乱反正，端正思想路线，既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又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带领全国人民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
其实，早在“文革”中的1975年，邓小平就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进行全面整顿，初步探索了这条新道路。邓小平曾说，改革“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管科教工作，决策恢复高考。在次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等一系列重要观点，推动科教战线与其他各方面的拨乱反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思想解放大潮。
始自1978年5月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一场冲破“两个凡是”严重束缚的思想大解放运动，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作了理论上的准备，是开启改革开放大幕的思想先导。
在胡耀邦组织下，1978年5月11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很快就有多家报纸全文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阐述的基本观点是：“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应该按照实践的标准，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正因为如此，此文受到责难，刚刚兴起的讨论面临夭折。
关键时候，邓小平挺身而出。首先是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公开给予支持，其次对那些指责该文的人提出了批评。7月21日，他同中宣部部长谈话时说，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7月22日，他把胡耀邦找到家中，明确表示说：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编辑们听了胡耀邦的传达后，非常高兴，很受鼓舞。8月，邓小平又同宣传文化部门的负责人谈话，要求不要设“禁区”。9月13日至20日，邓小平视察东北三省和天津等地，发表“北方谈话”，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是毛主席经常讲的，现在这个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
在邓小平的支持和领导下，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迅速在全国展开，到11月，共有2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解放军11个大军区、5个兵种和军委三总部负责人发表谈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次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拨乱反正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思想保障。
11月10日至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及其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开始全面纠正“文革”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得以重新确立。
“北方谈话”：提出改革新要求
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过程中，与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相伴随，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新思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党长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宏伟目标。但是，什么是现代化？怎么实现现代化？这些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好。邓小平1978年9月同金日成会谈时说：“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睁开眼睛看世界，“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结论是：“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为此，改革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1978年9月13日至20日，邓小平在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唐山、天津等地，着重就如何加快工业化建设速度和改进企业管理体制进行调研，其中阐述了改革的总要求、理论依据以及改革的精神。
在调研中，从端正思想路线出发，他提出对特定历史背景下推广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不能盲从，要看实践的效果。在东北我们学习苏联经验搞了几十年工业化建设，这条道路怎么样？根据多年实践经验，他指出我们要走又快又省的专业化协作生产的道路，“不要走小而全、中而全、大而全的道路。这是苏联的道路”。他对苏联模式进行了明确批评：“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因此，他提出了改革的总要求：“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过去讲发挥两个积极性，无非中央和省市，现在不够了，现在要扩大到基层厂矿，要加强基层企业的权力。”
改革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理论。9月16日，邓小平在长春听取吉林省委负责人汇报后说：“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他以深深的忧患意识指出：“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改革有彻底的革命精神。9月18日，邓小平在视察鞍山钢铁公司时说：“我们要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来个革命，发展生产，增加职工收入。”“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以革命的精神进行改革事业，就是要有闯劲，不能当懒汉。邓小平反复强调：“大大小小的干部都要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头脑僵化。”没有革命的精神就难以适应新形势：“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
春潮涌动，万象更新。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艰难的开拓整装启程。在这次调研中，邓小平开始考虑如何结束以“抓纲治国”为指导的揭批运动，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9月17日在沈阳军区调研时第一次提出要适时结束运动。9月20日在天津调研时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单位运动搞好了，就可以转为搞业务，搞久了不行。这是全国性的问题。”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对总政提出这个问题。军队在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上起了带头作用。接下来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同时，完全同意邓小平关于发扬经济民主的论断，提出改革现有权力过于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新要求。
访日访美：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
1978年2月至1979年1月，邓小平6次走出国门，相继访问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8个国家，为国内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国同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水平有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由周恩来总理设计、在邓小平领导和主持下缔结的，经历了从1974年11月到1978年8月45个月的漫长过程。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即对来访的日本客人讲，签订条约“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所谓一秒钟，只是两个字：签订”。条约的签订为中日经贸、科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
1978年10月22日到29日，邓小平正式访问日本，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邓小平非常重视战后日本抓住有利时机实现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参观日本现代化工厂。他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在乘坐新干线列车时，他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在松下电器公司，他对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说：“日本企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很多”，“希望松下的电子工业到中国去。”中国要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首先要靠自己的努力，同时也要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因此，邓小平说，他这次到日本来，是抱着向日方请教的态度来的。
中美关系是大国外交关系，两国关系如何，对亚洲和世界局势有着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如何调整中美关系，是事关全局的重大课题。邓小平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坚定灵活的斗争艺术，决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又通过访美，展现卓越的政治风采和外交才华，迅速将中美关系推上新高度，从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伟业奠定了新的国际大格局。
中美建交谈判的主要障碍是台湾问题。双方经过紧张激烈又互相让步妥协的谈判，于1978年12月16日发表建交公报。1978年12月13日至15日，邓小平连续三天亲自与美国谈判代表伍德科克进行了4次会谈，在差一点儿就前功尽弃的惊心动魄之时，邓小平力挽狂澜，一锤定音，最终促成了历史性的一次大事变。
1979年1月28日到2月5日，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为期9天的“旋风访问”：近80场会谈、会见等活动，约20场宴请或招待会，22次正式讲话，8次会见记者或出席记者招待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访问美国，具有全球地缘政治意义。他实地考察体验了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虚心地表示美国“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他参观了福特汽车公司的一个汽车装配厂，称赞其先进技术，预言中国汽车工业20年后将见到成绩。他参观了波音-747飞机装配厂，结束时表示“看到了一些很新颖的东西”。
邓小平访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友谊之旅，他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他的战略家风度和政治家魅力深深吸引了美国人民。中国的对外开放就这样在世界格局的变化中扬帆启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
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议题是一次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会议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工作重点转移的议题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与会代表的关注和热议。会议开成了一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审查和解决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的会议。
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是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后来被誉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在邓小平指导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开始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标志着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新的历史时期正式开启。
邓小平后来多次谈到这次全会的重大贡献和历史意义。他说：“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三中全会制定了新的纲领、方针和政策，制定了新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新时期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而农村改革，又是从“大包干”发轫的。邓小平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但是农民们却认为：没有邓小平，改革是搞不起来的，即使搞起来也会夭折。
创办和建设经济特区，是实行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邓小平是经济特区的主要倡导者和决策者。特区创办之初，他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经济特区不辱使命，在体制改革中发挥“试验田”作用，在对外开放中发挥重要“窗口”作用，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此，中国共产党人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这条“新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是充满希望的富裕之路，是中华民族振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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